要是认真回顾总结一下仕途奋斗的过程，夏能仁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如果说夏能仁一开始向往领导的职位只是于满足男人的领袖和虚荣心，同时或多或少有些企盼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想法，后来这些年的待遇低越来越与职位产生密联系，行政级别上升一个台阶好就大为增的现实更让他在提升职务方面火中烧。在中国的官场上，科级本算不上什么，只有提成县级，才能算真正走上了领导岗位，待遇也能上一个大台阶。比如车，比如带间的办公室，比如长途直拨电话，还有多补助津贴等等。假如再能把你放到一个有实权的岗位，在一个局或者区上县上当了一把手，那还会有更多实际的好，更不要说开会坐主席台中央、到了基层前呼后拥、举手投足应者如云，那才叫官呢！古代把县太爷称七品官，现在也一样，到不了县级，就没品级，只能仰人鼻息，给别人跑龙，累得贼死也不能咋的。问题是想要提升职务也有许多门，这些真正有用的门既没有写在文件里，也没有印在书本上，全凭自己悟琢磨，能否得全看自己的行与造化。

时刻，一个生死攸关决定命运的关，容不得夏能仁有一丝一毫大意，更不能有闪失。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趋其轻，在权位和情人之间，夏能仁还是懂得怎样取舍。

夏能仁从小就受到过父亲的谆谆教导，懂得“维持一个人多一条路，得罪一个人竖一堵墙”的理。这些年从政的经历也让他懂得，随着党的组织工作、政府机关人事制度的不断完善，群众对的评价越来越重要。在一个单位或门，凡是遭群众唾弃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夏能仁在局里也一直持谨慎为人，努力想和周围的群众搞好关系。尽他主观上在这方面了一些努力

夏能仁也懂得朝中有人好官。10年前提科长那阵，夏能仁除了夹着尾人，兢兢业业事，最终还是通过老父亲的一个好朋友给当时的局长说了话，送了礼，才费劲拉了个副科长，然后苦熬了6年，在老局长要退居二线之前，仍然是通过关系送礼行贿说好话，才给转为正科级。在副科、正科的岗位上了10年，照一般常规，是该动一动了，但提不提级，除了本局党组和主要领导能否推荐你，最关键的还取决于市委组织和市上的领导，但迄今为止，夏能仁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上级领导，这是让他很疼的问题。死赖脸地去和完全不熟识的领导近乎，依夏能仁的为人事，他是不来的。着、冒着风险去给相关的领导行贿，拿个纸信封送几扎人民币，或者给送张银行卡，写上密码，夏能仁除了舍不得钱，其实也不敢这样。要是遇上骨里正直的领导，岂不等于自己去把仕途步的路给彻底堵死？仔细回忆一下当科长的经历，通过工作关系接近大领导的机会的确不多，但是也至少有一回恐怕是坐失良机。那是大前年，有一次N市获得了一项国家级的荣誉，市长要亲自去领奖，那个奖项跟夏能仁所在的职能局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作为主办科室的科长就有了一次陪同市长上北京的机会。那次差和当时的市长现在的市委书记朝夕相了十余天，假如夏能仁能表现应有的明能、事得当和不卑不亢，也许就能给市上主要领导留下刻印象，现在争取提长，岂不是能大大地加分？但那一次夏能仁见了市长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有了机会，他总是躲在比他级别些、主动些的别的陪同人员后面。假如那次差还能让市长对他留下印象的话，那也绝对是一个缩缩脑、没本事没能力、没积极没责任的印象！除了这一次错失在市上主要领导面前表现的机会，夏能仁还有一次受到市人大一位副主任青睐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他主动拒绝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夏能仁也没后悔过。那是在一次由机关工委组织的联谊活动中，年过半百的人大副主任陈正堃在选择女同志舞伴的时候结识了夏能仁也在机关工作的老婆冯雪宜，不知何故这老同志情萌动，事后纠缠了夏能仁老婆许久。冯雪宜倒是对人大陈副主任不甚反，但她也没有把这件事向夏能仁隐瞒。夏能仁在屈辱中思考再三，最终决定拒绝绿帽，而不怕得罪人大副主任。最终因为夏能仁采取的斗争方式比较科学，结果既捍卫了他作为冯雪宜丈夫的尊严，也没给陈正堃副主任造成什么伤害。跟随市长差和不让老婆给人大副主任投怀送抱这两件事基本上能证明夏能仁同志并不是一个结逢迎、善于走上层路线的人，所以，在多次考之后，夏能仁只能得到上级领导对他相对客观的评价，比如“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工作能力有待提”“工作实绩不够突”之类。这样的考结论显然不利于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