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姐姐，这种关系按说可以不实行回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我都无可无不可，可是对他，就算我是成见作怪吧，反正不太放心。”

段兴玉的眉头拧起来“怎么，对曝毁胶卷那件事，你至今还耿耿于怀吗？老纪，我可实在不敢苟同你的成见，办事情总要讲个道理吧，周志明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当时在广场事件问题上的觉悟，是我们所不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处里不仅没有宣扬过他的事迹，反而对他的彻底平反问题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许多群众对此是有议论的，这些你是听不到的。你是一处之长，小周回来以后，我就没听你对他说过一句勉励的话、安慰的话，连我这个一向感情麻木的人都要替他抱不平了。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是因为和施季虹的关系决定他回避倒也成理，如果因为胶卷那件事，那就太不公道了。”

对段兴玉这番颇为激烈的指责，纪真并没有感到不快。虽然在下级干部中，只有段兴玉一个人敢于这样直言无忌地当面指责他，但段兴玉在群众中总是维护他的。于是他露出一副豁达大度的微笑，说道：

“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周志明是对了，我在政治上对他并无成见，只不过对他的那个做法有点儿不接受罢了。好啦，好啦，我们不争这个啦，我知道这小伙子你使着顺手。”纪真用指头点点段兴玉，话锋由此一转“那么对卢援朝，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抓紧一点儿吧。”

“今天晚上，等他下班回家以后。”段兴玉说。

晚上七点半钟，大灰门里开出两辆“北京２１２”型吉普车，一前一后向南城驶去。

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头仰靠在座椅的靠垫上，车身时缓时烈的颠动，使他的心绪越发麻乱不堪。

１１·１７案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卢援朝在案情中的嫌疑所系，十分明显，但在自己的全部内心感觉中，却搜寻不到半点儿可以解释他犯罪的印象来。直到现在，他坐了车去抓他，可心里头仍然不相信他就是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员执行任务的复杂心情，外行人大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是昨天夜里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还是今天上午向处长汇报的会议上，他都没有把这个心情流露出来，因为他毕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直觉，毕竟不像对杜卫东被抓那样，怀疑得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即使是对杜卫东，倘若不是和马三耀厚交，他大概也断断不会到刑警队去讨个没趣。

整个下午他一直忙忙碌碌，先跟大陈去９４１厂保卫处“通气”顺便了解了一下卢援朝日常上下班的时间规律。他和安成有好久没见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厮熟的样子。据安成介绍，卢援朝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下了班就回家，一般不在厂里逗留。他看得出，安成对今天晚上的举措虽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从９４１厂出来，他们又直奔南城区杏花西里的９４１宿舍区，实地观察了一下卢家的位置和周围地形，等回到处里，就匆匆吃晚饭，换民警服、检查枪支、手铐等物具，忙得不闲，他也没有再分心去解心里的疙瘩了。

但是在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下楼去坐车的时候，段兴玉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话。

“卢援朝这个人，你很熟吗？”

“还可以吧。”他低着头往楼下走。

在楼梯上，段兴玉又问：“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没什么。”

“是不是对拘留他有什么想法？”

在楼梯电灯无力的侧射下，段兴玉的脸庞挂上了一圈淡黄色的镶边，在他闪亮着白色反光的视网膜周围，黑红色的血丝隐隐可见，周志明看了他一眼，心情犹豫地站住了。

“别停着，边走边说，我看出你是有些想法的。”段兴玉继续朝楼下走去。

志明跟在他后面下了几节楼梯，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杜卫东身上产生过的直觉，现在又来了。你说，我的第六感官是不是挺准的？”

这回是段兴玉站住了，他仰起布满倦意的脸，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对周志明凝视片刻，才说：“对，我承认直觉对一个侦查干部来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实际证明你上次的直觉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还有另外两条是同样不能忽视的：第一，断案需要直觉，但不能只有直觉或依赖直觉，不能走到‘自由心证’的方法上去；第二，我们不是诗人，不是文学家，不能仅仅注重一己的感受，老是这样或一味这样，非出差错不行。告诉你，我现在也有很多想法和怀疑，有些也许是你不会想得到的。但是作为一个侦查员，首先应当注重和依凭的是事实，这是你一进公安大门就明白的道理嘛！”

周志明默然了。当然，段兴玉的道理是无可置疑的，他强调的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在法律意义上说，事实＝证据！

汽车大拐了几个弯之后，猛然停在一幢简易的红砖楼前，小楼的门边上，挂着一块长形的牌子，在幽暗的路灯下牌上的字依稀可辨：

“南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杏花西里派出所”

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陆下车走进门去，不大一会儿工夫，领着一个中年民警走了出来，一同上了车。段兴玉和周志明隔着汽车前座的靠垫和他握了握手，陆振羽向段兴玉介绍说：“这是林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