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去。”

说完，他抱起自己的行李卷，摇晃着步子向门外走去。

一连好多天，父亲丢下的垂爱；施肖萌往昔的柔眷；自己淹没在自新河里的时光，他都不叫自己去想，不，他不去想！这些个眼泪、悲痛、伤感和怨恨，都叫它们过去吧，他不应该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了。命运之路既然没有把他引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那他就该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他，才二十四岁！

生活是很实际的，首先得找个睡觉的地方。开头，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桌上短，伸不直腿，睡上一夜累得屁股酸痛，而且老睡办公室也容易让同组的人讨厌。后来，他就去替别人值夜班，为的是可以占领值班室的那张小床，但值班室毕竟也不是个久住之地。大陈以组长的身份把行政科的门槛都快踏破了，管房子的老万还是那句话“你叫我下出房子来？”段兴玉也去找行政科长商量过，想叫行政科出钱在市局招待所里包一个床位先让他住上，行政科长倒是开诚布公：一个床位一块五一天，一个月不过四五十块的数目，钱是拿得出，就是财务上没这笔项目，上不了账。后面还有一句难听的“他自己把房子送了人情，转过脸跟单位里找地方，这种情况，不好解决。”当然，这句话段科长自然不会告诉他，他就这么在值班室里凑合了将近一个月。

这天晚上下了班，行政科老万到值班室来打长途电话，看着他一个人捧着个铝饭盒在屋里吃饭，不由动了点儿恻隐之心，打完电话没马上走，在椅子上坐着陪他扯了会儿闲话。

“一个人，够凄凉的啊。”老万说。

他笑了笑“没辙呀。”

老万迟疑了一下“西边家属院里，倒有一间工具房，不过，住人怕不行。”

“是吗？”他倒有点儿动心“明儿带我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老万把他领到西院，打开了围墙拐角处的那间小房子。

这是间光线很暗的房子，墙上挂满尘土，不少地方灰皮已经剥落，暴露着墙砖的红色，天花板的四角全被陈旧发黑的蜘蛛网封着，地上凌乱地堆了些大扫帚、铁锹、木箱子之类的东西，一股子杂七杂八的味道从这些什物中散发出来。

“你看，我说不能住人吧。”老万门都不进，只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

他站在屋子当中四下打量了一番“行，行，就是得收拾一下，这儿可以支个床。”

牢狱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在物质上随遇而安、易于满足的人，就像那种最普通最低贱的麻雀，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筑巢栖息一样。下午，他就开始收拾这间屋子，扫地、扫墙；用水把门窗都冲洗干净；把那些乱堆一气的东西清理整齐，码放在屋子的一边，在空出来的地方搭起了一张铺板。第二天，组里的几个人又用旧报纸帮他糊了墙，晚上，他便正式在这里落了户。

房子小、潮、有怪味儿，可他却觉得日子过得满舒服，至少，早上用不着听哨子起床了，用不着排队出操了，可以足足睡到七点多，起床后到街口的回民馆子里吃完豆浆油条，也耽误不了上班。他常常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则笑话，讥笑一个目光短浅的穷光蛋发誓要在发财之后天天吃油条，现在才知道这笑话并不可笑，因为他也能体会到对天天吃窝头和杂交高粱的人来说，那刚从滚锅里捞出来的、黄酥酥的、作响的油条，会带来多么大的诱惑和满足了。

是的，他事事感到满足，事事觉得新鲜，生活变了，世界也不同了。他好像回到了自己智力发育的“史前时期”总是兴致勃勃地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每天都会有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输入到脑袋里去——农民在城里开了整条街的自由市场；工人在厂里利润提成；广济路口盖起了和外国人合资的十六层大饭店，小伙子们好像一夜的工夫全戴上了贴商标的蛤蟆镜；在办公室、在食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什么都敢说，省却了许多过去不可或缺的手势、眼神、暗语和心领神会的默契。电视节目也丰富起来了，时而能看到东京的高速公路、慕尼黑的大学生活。还有刚刚兴起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家都在谈论的舞会。真新鲜，连公安局这样“正统”的、老气横秋的单位，也大大地发了一次舞会的票，局机关的一群姑娘们穿了平常不好意思穿的衣服大显身手。他很喜欢舞会上年轻活泼的热闹劲儿，但又无奈于自己在其中的笨拙，他高高兴兴在那儿消磨了一个晚上，尽管没有试着走上一套最简单的“四三三”因为气氛和节奏已经使他挺快活的了，何必再去露那个怯呢。

他还去看了一次京剧，《大闹天宫》，他不能像王大爷那样去听味道，看行道，只因为在色彩和声音都极单调的环境中呆得太久了，他图的就是那花脸、长靠的绚美、锣鼓喧天的热闹，让眼睛和耳朵过过瘾罢了。

星期天，又到广济路礼堂看电影，局里发的票，日本片《追捕》。电影演完后，当他杂在散场的人群中往胡同口走的时候，三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他被捕的前一天下午在这儿开会的情形又蓦地浮上脑际，那天，他就是从这儿直接去了施肖萌家的…

“要不然，去看看她？”他的心又动摇起来“不提以前的关系，只以一般朋友的身份去看看，未尝不…”

身后，几个姑娘在高谈阔论，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呀，你瞧人家真尤美的家里头，一栋小楼，自个儿还有飞机，其实县知事算什么，顶多是个县团级，要是在咱们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