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膜俄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图到，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消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走。”我从建国门内大街一直走到东单，一点也不累，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手里还提着大皮箱。我觉得自己就象个新生儿，满眼都是陌生的东西，长安街居然这样伟大了。

儿子的信上说过，他们还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老房子里，于是我从东单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过了头儿还是没走到，总也不见无量大人胡同的牌子。街道的样子变化很大，哪儿是哪儿都认不出来了，想跟谁问个路，话到嘴边老是开不了口，哦，可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走去一像大楼跟既，我终于忍不住向几个年轻人间路，可都.说没这个胡同，又问一个年纪大的，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头。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而眼前这座计算机中心大楼就是原来“无量大人”斜对过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园”

红星胡同？我心里茫然，听着有那么点不是味儿，说不清为什么，也可能是觉着不如无量大人胡同叫着那么顺口吧。

找到胡同，找家还是不容易。快四十年过去了，只见旧时地，不见旧时人，老街旧邻大概没剩几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胡同里人不多，灯暗，门牌号也看不清。

改朝换代多少年，门牌号不知换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没用。我心里有点发慌。

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带眼镜，样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唤他：

“先生，请问原来的139号院在哪里？”

“什么时候？”

“民国…啊，一九四七年时候…”

“哎哟，那可是老皇历了。”

“总还有些老住户吧？”

“那时候的住户？伯木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对了，你跟我来，我领你找一个人去。”

我连连点头称谢，心里踏实了些，如果真能找到个几十年前的人物，他准会记得我们那个院子，说不定还是熟人呢。

中年人把我领进不远的个小四天院。，不，靠大nrt面没有房子，所以应该说是个三合院。那古朴、素净的院落立即唤起我许多温暖的回忆。墙根栽着夜丁香，一片翠绿、一片浓香。我印象中这院里当年曾住过一位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做事的学究，还有他加很有风度的太太。这胡同雅，当年住着不少学子名士，一代名旦梅兰芳就在这胡同住过。

正房坐北朝南，亮着灯，中年人喊了一声：

“二勇！”

应着喊声，屋门恍地拉开了，一个身穿深红运动衫的半桩男孩毛毛躁躁地探出身子来，看见中年人，把头点了一下：“哟，王叔叔。”

“瞧，给你领一个客人来，找人的。”中年人又转过脸冲我说：“他熟，这一带他最熟。”

台湾就有那么一种专门研究民俗学和地方史的学究们，他们熟掌故、擅诗文，谈及地方上的风土人物，市井变迁，以及习俗传说之类，如数家珍，可做这类学问的多半都是上了岁数的遗老们，后生之辈如何得知其详？我望着那小伙子，一个大约不满H十岁的青年，完全孩子气的圆脸，单薄的两肩，眨着一对大而单纯的眼睛。

四十年前，连他的父亲大概还托着鼻涕，而中年人居然把我荐给这么个黄口小儿，并且象大功告成似的转身走了，只留下我和他，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

“大爷从哪儿来？”那年轻人让开半个身子，做着请客进屋的样子。

“从台湾来。”

“我是回来找人的。”

“懊，”年轻人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些“您是台湾同胞吧？”

“啊？啊，就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