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子。

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坐机关的人真是出丑了，几个男同志把五分场的人换下来，轮流哈在那憋憋曲曲的地方往外掏土，干几下就汗流泱背。他们都不如小样干得好，小样并不魁梧，干起活来却如鱼得水一般，动作之协调，甚至让你觉到一种艺术的美感。那时我就开始羡慕他了，凡是在体魄和精神上特别强的人，我都羡慕，尤其是在那个“战争的危险时刻存在”的年代。

预制板终于挪开了一条缝，小样跪在乱石上，把腰哈得低低的，想把上半身探进那条缝隙把人拉出来，可马上又缩回头。眼睛四顾，突然看到了我。

“你，还是你来吧…”

“怎么啦？”洪场长问。

小样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里边…没穿衣服。”

“混蛋！”洪场长瞪眼骂：“人命关天，你还废什么话！”

我说：“我来。”又上来一个中年人，把满脸通红的小祥推开，我们俩把那一丝不挂的妇女从石板缝里拖出来，洪场长拿自己的雨衣给她裹上了。

我们把几个重伤员连同那奄奄一息的妇女一道，用卡车送到了农场医院。医院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躺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地震发生后，各分场挖出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送，也不管这个房子塌掉一半的小小医院是否还有能力接纳，横竖把人一放，转身再回去抬别人。据后来估算，送到这儿的伤员足有七、八百人。头天下大雨，第二天又是罕见的暴晒，·不少伤员就是在这儿断了气。远远就能听见广场上一片悲惨的哀嚎，成群的绿头苍蝇在令人眩目的热狼中寻找着血腥，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没在那个浊气逼人的广场上呆多久。

下午四点多钟，通知工作队的人都到总场集合。这个通知似乎意味着这一天战斗的结束。我们从昨天下午起水米没沾牙，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倒不觉得困饿，就是渴，渴得头昏眼花。

爬上被太阳烤得灼人的卡车，大家谁也不想费唾沫说话。小样也一声不响，双手抱膝，在车厢角上缩成一团地坐着。

“你叫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想亲近他。

他略感意外地愣了一下，羞涩地回答：“陆小样。”

“有二十了？”

“差不多。”停一下又说：“十九。”

“你住哪儿，家里房子塌了吗？”

“就住总场，没塌，我们那儿的房子隔一排塌一排。”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内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非常规律的坍塌现象，但我在总场附近的居民区却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形。小祥家的房子在第一排，没塌。那房子用大块石头砌成，看上去很结实，四周槐荫掩映，石墙上均匀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购起，有点窜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