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警察说：“您儿媳妇…叫什么？”

吴长天说了林星的名字和单位，他留意到旁边那位小警察始终板着脸孔，此时突然目光炯炯地插嘴问道：

“您是怎么请到这个女的去您家跳舞的？您原来认识她吗？”

吴长天答：“我印象中是我们行政部的经理李大功带来的，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

老警察问：“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找找这位行政部的李经理谈谈？”

吴长天爽快地表示：“当然可以。”他当即很积极地叫了秘书进来，吩咐他们帮助去找李大功。两个警察也就站起来告辞，和他握了手，表示了谢意。还表示，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再来麻烦他。

警察走了。吴长天自然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他分别打电话向李大功和郑百祥通报了情况，嘱咐他们在接待警察询问时应注意的问题。他们的通话当然用了一种没有默契绝不可能听懂的暧昧的语言，但相信足以使郑百祥和李大功心领神会了。尽管便衣警察的突然造访让吴长天自己实际上有了点惊弓之势，但他在电话里还是极尽语言语气之能事地表达着轻松和乐观，以减轻这两位同党的心理压力。

下午他早早地回了京西别墅。在和秘书通电话时他知道下午那两个警察果然找了李大功，之后又找了郑百祥。他想晚上应当找个地方把他们叫到一起碰碰情况，进一步统一统一口径。想到这里他先给党校的梅启良挂了个电话，表面上是约梅启良到颐和园昆明湖泛舟赏月，言语间像是偶然顺便地，谈到下午有两个警察来找他的事。继而又像说一件奇闻似的说了在河北发现了个尸体，很像来他家跳过舞的一个女孩。他这样在电话里向梅启良通报情况，即使被人听了去，也绝对听不出什么反常来。他对梅启良说：“他们主要是想弄清这个女孩是干什么的，大概是想帮着找到她的父母吧。”吴长天故意把问题说得轻描淡写，老警察说初步怀疑是他杀的这些话，他并未提起，他想这时候也要避免把梅启良吓坏。

黄昏的时候，儿子回来了，带着他的新娘，那个漂亮的、病弱的、倔强的、吴长天痛恨的新娘，来见他这个公公。新娘不敢进来，躲在后面的泳池那边，让儿子一个人先来和他见面。儿子走进书房，刚说了一句：“爸爸，我结婚啦，我们来看看你。”吴长天的眼圈便红了。儿子的样子使他在刹那间凝视了自己的一生。他奋斗了那么多年，无数艰难困苦，他都尝尽了。事业上功成名就，可在个人的生活上，几乎是到了妻离子散的地步。现在，又碰上这道难过的关口…当这个世纪就要完结，下个世纪正待开始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切都像是突然走到了尽头。在这个焦头烂额的黄昏，在他莫名其妙地被逼上绝境的时刻，儿子带来这个“叛逆”的婚姻要他承认。他第一句话就是问儿子：“我生你养你，二十年，现在你要离开我了，难道都不能提前和我打声招呼吗？”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道义上，儿子都低了头。也因为儿子看到了他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那就是父亲眼中的泪水。儿子说：“爸，我错了，我知道你还是爱我，那就原谅我吧。”吴长天压着胸口的哽咽，问：“我只需要你回答为什么，你为什么才二十二岁就要结婚？而且是这样结婚！”

儿子说：“林星她有病，我没有能力治她的病，我不和她结婚您就不可能帮她。”

吴长天咬牙切齿，他说：“你知道吗，孩子，你爸爸有多少次，差点垮了。我的公司有多少次生死存亡！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胁迫！包括你，如果你们想用结婚来胁迫我，那你们就想错了。”

儿子沉默，儿子的语言总是木讷迟钝的，但他的沉默，却像山一样。吴长天静下来，吸烟，吸烟使他慢慢镇定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用气的时候。郑百祥和李大功已经到了，还在楼上等着他拿主意。他的当务之急，是摆平他一生中这场最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中，他一直抵触的这个儿媳妇，却偏偏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辩方”证人！

于是他把一腔的恼怒缓下来，对儿子叹了口气，说：“今天你们既然来看我，说明对自己这么荒唐地做事情，还是有认识的。既然你们已经结了婚，你要我怎么说呢…”

儿子木讷地说：“原谅我们。”

吴长天在沙发上坐下来，这只书房的单人沙发是一只英式的皮制沙发。那高高的靠背还带着两个内向的折翼，体现着威严也体现着古老的秘密。每当吴长天深陷于这巨大的靠背时都能发现自己的渺小。他想，这么多年事业上的跌跌撞撞，真正让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的是什么？是他标榜的那个永不屈服的个性吗？当然不是，这一点他心知肚明。真正帮助他挺过来的，是耐心，是水一样的柔弱！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他确实是到五十岁这一年才恍然悟出，所谓“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何以为历代所崇尚。在忠孝仁义礼智信的教化下，统治者的方略涵养和求存之道，实际上更多的是取之于“道家”以前，吴长天只知道人要往高处走，得“道”之后才明白水要往低处流。道家“崇水”就是时时刻刻有意让自己处于下风，真是智慧之至。天地万物，确实只有水才既可随形而变又无处不能生存渗透。

眼下和儿子的这位媳妇之间，他就必须让自己处于下势和弱势。因为她可以挺胸仰头不要他这个公公的承认和钱财，儿子仍然会跟着她走。事至今日他不承认她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受人耻笑之外，还会失去儿子。而且，在抽过了半支烟之后，他不能不顾及到那个迫在眉前的凶险。在他五十大寿的那个晚上他都干了些什么，除了郑百祥、李大功和梅启良这几个同谋之外，林星几乎确实是唯一可以证明他“清白”的一个局外者。

他把那半支烟掐灭，尽量不显突兀地，换了个口气，问儿子：“治林星的病，到底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