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瘦并不多话，用那辆黑弹面包车拉上我们，没在都片刻停留，便向正南方向，朝海边来了。

凌晨时有人敲响我们包厢的门，阿应了一声便翻起，他叫醒大家，说起来吧，我们到了。我起来先看窗外，站台上空空，夜不曾退净，太尚未升起，茫茫然不知在何地。

列车开广东省境内已是夜，我在上铺辗转反侧。自从离开北京我几乎从没睡过好觉，人也瘦了很多。潘小伟在我对面突然醒来，问我怎么还不睡，是不是不习惯坐车。我看看下铺的阿坐在窗前烟，红火如豆，忽明忽灭，另一个和他替换着睡觉的喽则鼾声如唱，抑扬顿挫。我看看潘小伟什么都没说，可我有千言万语。

海岩：月月，在你上两次谈到潘家人对你的态度和你因此而产生的心情时，我就到虽然你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可上却带有不少老北京人的个。老北京人对赚钱不那么看重，相对也不那么擅长，但是特看重自己在别人里的地位，看重别人对自己是不是重视，能不能真诚，够不够义气。北京人的使命，主人翁神和参与意识都得不行，无论何时何事，总把自己摆去，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开句玩笑，就是太当主角了。要是赶婚礼就恨不得自己就是那新娘，要是赶送葬就恨不得当棺材里的那位，总之得让人前呼后拥都注意着才兴，至少也得求个和人平起平坐。北京人最怕被忽略，被轻视，被冷落，被怀疑，被排斥在圈外。

海岩：想偷渡回香港吗？

第23次谈话

潘小伟躺下了，翻了一个，背朝天孩似的趴着，梦呓般冲我说了句：“亲的，睡吧。”

于是他跑到他大哥的包厢里，和他大哥单独谈了许久，声音虽然竭力压低，但我在走廊上仍然能听他们在激烈争吵。最后不知是谈判破裂还是达成协议，潘小伟来时的表情虽然无打采异常低沉，但此后他大哥和潘家那几个“家丁”对我的态度却有了明显转变，尽看护依旧，但表情辞令上，都客气礼貌多了。

海岩：昨天你说你们在都火车站下了车，我回去查了一下地图，都是广州北面不远的一个小城市，为什么突然要在这里下车呢？

吕月月：不，他们是想去澳门，他们担心大陆警方会把对潘小伟的通缉令通报给香港警务，因此回香港也不安全，所以准备先去澳门，先在澳门设法把潘小伟送到欧洲或加拿大去，然后潘大伟等人再回香港。因为潘大伟

没意识到他说错了什么，可见我沉默还是有些慌张，不住地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烦，我不答话他就怨恨地看我，又无可奈何地气。

“都，好靓的名字。”

列车在这个冷清的小站停了一分钟，便隆隆地开走了。把我们留在晨光依稀的站台上。我举目四望，心里疑惑，这显然不是广州。站的栅栏，孤零零地停着一辆黑的弹面包车，车前站着一个瘦，用细如柴秆的手臂冲我们招呼了一下。潘大伟会意地一笑，率先大步向站走去。我这才明白此行的终并非广州，而他们一直对我和小伟隐瞒着这个真正的目的地。

吕月月：这也是潘大伟整个计划中的一个细节，他早就打算好要在都下车，但车票却买了直抵广州的。他在夜总会事件之后，没有和任何人——包括他的公司和家里——发生联络，以防把自己的行踪暴给京、港警方和天龙帮。直到在离开上海之前，才和留在香港的妹夫通了电话，指示他原定方案于某月某日某时派人到都火车站来接他。我们那天清晨在站见到的那个瘦，就是受命来接站的人。

吕月月：我可不像你说的那样。潘大伟对我是太过分了，我在他里不是个警方的探就是勾引他弟弟的轻浮女人。我看得来在他的心目中，我这大陆女孩能跟他们香港人跑来，准是慕钱财，是属于卖图财的行径，所以他从心儿里就看低了我，更谈不上把我放在明媒正娶的地位对待了。这和我原先决定跟潘小伟一起走时的想象相距太大了。我原以为只要潘小伟我，他就会给我一切，且不说是否能幸福得死去活来，至少应该让我得到安全和起码的尊严。后来才知我的幻想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潘小伟好像无所谓，无动于衷地指着站牌，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