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宇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浸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学舌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猜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问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