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难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这个计划而自矜。他这次来，带来了日本电影艺术大学最先的技术和理念，有心要压倒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可谓信心十足。

日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当年陆军提的“征服丽，而蚕支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计划。中国民族神的觉醒，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结果可想而知，连同送去的厚礼一起被送回来的只有两个字：不行。

所以当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国人的舆论来扼杀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中国人当中也确实有这样一分人，对于第五代电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颂中国民族神的东西视而不见，却对影片客观侧面现来的百分之一的贫穷现象大加渲染，说这是丑陋的。

男人都是《红粱》里那些汉，中国女人都是秋，那这个民族就太可怕了。

凭心而论，以罗纲在摄影方面的造诣，跟本科生班确实有屈才了。不过电影学院在校最年级就是大三，因为各系学生一到大四，就去拍戏实习了。

石原看见罗纲，老友重逢式的欣笑容，大声的对罗纲：“罗纲桑！好久不见了，我是石原！”

中国人中的一分人，或者说相当一分人，有内心自卑又好面的劣。日本人研究中国研究了几个世纪，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毒辣而准的。

贫穷就是丑陋吗？与其说外国人想看中国丑陋，倒不如说某些中国人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民族。不嫌母丑，犬不弃家贫。为什么住窑、吃粱米、穿布衣就是丑陋？再穷的人一样可以焕发大的神力量，黄土地上的中华神是最的。

…

说着，他向杨娴儿鞠了一躬，用有生的中文彬彬有礼的：“丽的中国小，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石原，是罗纲桑在艺能大学的同窗兼好友。”

他们当年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中国近代贫穷的太久了，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有潜意识的自卑情绪。以至于国家稍微好一，很多人就把贫穷和丑陋联系在一起了，好象拍了农村人的穷样就是丢了中国人脸一样，这狭隘的观念在民间一旦泛滥，其结果就象日本人自己当年盲目模仿国大片一样，会产生一——放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髓，却模仿所谓的现代文化，拍所谓的商业现代电影。

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考制度，如果有钱有势就能大艺术家们的门徒，那还不了？

两人刚刚走下教学楼，就看见石原正行正背着手，怡然自得的在教学楼下走来走去。

虽然没有得到易青和孙茹等人的推荐，杨娴儿还是自己去帮罗纲问了问郑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现有的三个研究生基础上再加一个旁听生。

这一天，罗纲下了学，去术系找了杨娴儿一起去堂。

第五代转去拍都市片，正是他们计划的最终目的。对张一谋等人来说，商业都市片比《红粱》容易赚钱一百倍，但是艺术量却不值得一提。而这单个片再赚钱，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电影工业，影响也不会太大，所以日本人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应该说谋得逞，相当成功。

于是，罗纲只好透过杨首长的关系，走通了电影学院行政理人员的门路，到摄影系的大三本科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