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睡一块的渭贞，跟往日一样，拿条干净的内裤到他床上去伺候他起床，发觉床上空了，抢出门去看。他扑倒在土坑边上，人已经僵硬了。

到第六年头上，渠道挖成时，老爷子身子骨也远不如以往了。气喘和风湿使他一冬一春都出不了门。严重的腰肌劳损，使他不得不靠一件钢的马甲来支撑上身。在生上火的屋里，他还得穿上皮裤筒子，在白木圈椅里再垫上狗皮褥垫。那是谢平用黄狗皮。黑狗皮、灰狗皮、白狗皮给他拼起来的。其中那只黑狗，还是谢平亲手用木棍打问了，吊在机井边那棵杨树上剥的。老爷子不再去场部开会，已然受不了那一百七十公里的颠了。开会的差使便交给了淡见三。全分场的会也挪到老爷子家窗前的那片空地上开。福海县来放电影，银幕就往那青皮杨树上一钉。正对着老爷子大客房的窗户，这样，老爷子坐在屋里，也能向大伙发表讲话，也能看他爱看的影戏。到后来，他把分场里大部分的事都交给了淡见三、于书田和谢平。惟有一件，他老抓在自己手里，那就是每天晚间的干部碰头会。开会的地点就在他家的大客房。班组长以上干部全得参加。什么事都议，都在他跟前定。名副其实的一揽子会。他煮奶茶给大伙儿喝。（别人喝的搁盐，他喝的不搁盐。）还让桂荣炒椒盐的葵花子给大家嗑。近两年又兴开推牌九。三十七块五一副的塑胶麻将牌，是淡见三替他从福海县卫生局后身大筒子巷集市一个私人手上买来的，逢年过节，没得说的，他是照例要把班组长以上干部都叫家来喝一通。平日呢，每个月，也总要找那么一两个由头，请些人卜家来喝。还是煮一锅手抓羊肉。筛上满杯的害藏白酒。（这酒直接从场部加工厂酿酒分厂酒窖里，用木桶灌来。）他已经喝不多了。桂荣也不许他多喝。他只是要这点热闹。只是坐一边，穿着桂荣给他用土毛线织的厚毛衣，外边再加件黑粗呢制服，捧着他那小桶似的大白瓷茶缸，瞅着他的那些个班组长在自己跟前斗嘴逗乐，他心里痛快。奇怪的是，他并不显老。头上的白发还是恁多。要知道，他的头发起他三十岁在部队上当营长时。就开始花搭着白开了。那时叫他“少白头”桂荣长大，从舅娘手里接过全摊家务之后，几间屋全变了样。干净了不说；也没添多少东西，但怎么瞧着怎么舒服，确实的像那么回子事了。

谢平呢，习惯了桑那高地的风，习惯了桑那高地的太阳，（他晒得多黑啊！）习惯了长在砂砾缝中那些坚硬的草，习惯了老爷子家那只被煤烟熏得恁黑的炖鸡的陶罐，习惯了闲下来，在老爷子家门前的木台阶栏杆上静静地一坐半天：啥也不想，啥也不做，一只脚跷在栏杆上，手里抓着根柔柔的马鞭，眯细着眼，去看净蓝净蓝的远天，这一刻，啥都没有，又啥都有。那种寂静。那种悠远。那种广大。那种永恒。那种原始，那种粗扩，那种记忆和遗忘…没有人再给他写信。他也不给任何人写信。除了妈妈。骆驼圈子再没有第二个上海人。从到骆驼圈子后的第二天，他就下决心忘掉自己是上海人。一过十三年；他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舌头硬了。即便在梦中，跟人吵架，他说的也是那种在农场通用的河南官话。他常常想，我终于在骆驼圈子戳住了，待下来了，这就是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