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挥手说：“她的事，我不管哦。管不了那么多哦。别找我。”她还是全休了。但依然瘦，病。跃，跃的。她说得一口地道的京腔京调，蹦脆儿，真跟水萝卜似的。全休下来，她狠抓了两件事：一，管儿子。功课上的事不用说了，对儿子的口音要求尤为严格。儿子一直跟她在京郊生活，她不能想象她的儿子撒着满口河南腔味晃进她这安静的小院子里来。农场河南人居多，学校里通行的“国语”是河南官话。不管你本人出自何处，你的儿女在农场说的则一律是河南话。这正是她最担心的，最难以忍受的。她不能让儿子彻头彻尾地变成“农场小子”她想着，无论是她，还是儿子，终有一日还是要跟着离休了的政委回那吃得上炸酱面的京郊县城去的。第二件事呢，她把院子改造成了改良型四合院。取暖都不使火墙，而是托她老家的人进北京城到广安门外日杂品商店买来那种老北京人最为称道的两用铁炉。银亮的烟囱管从窗户上方探出头去，日逐地在廊檐下淡淡冒缕青烟。管口还吊个小罐儿，承接沥下的烟油，以免玷污了大青方砖铺起的抄手围廊。

他们三个足足又用了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分析评论那巍然架起的铁床。政委不时从床身上能发现一点儿包装箱里带出来的草棍和刨花屑，细心地去吹或掸掐。陈助理员手里攥一团湿抹布，紧着在政委刚吹过或掸掐过的地方再给以深人地擦抹。到收尾，还是政委提了谢平一句。他对陈助理员说：“你可不能只图轻省，就把劳动竞赛那一摊儿全撂给这个小伙子了。”谢平心里一阵慌热，感激地斜瞟了一眼政委。

以后的几天，谢平时不时地追问自己：到底是在哪儿见过政委家那个屋子的？空空荡荡的白屋。老式精细的方桌、大机凳。乌黑的。磨损的。他不安，忐忑，一定要把它想起来。翻江倒海地搜寻记忆的每一个角落，细细地过筛。最后还是只剩下一个个空白的筛眼。想不起来。他逼自己回答：如果你没进过那屋，怎么会显见得那么眼熟？如果进过，那么是什么时候去的？回答不上来。空白。后来他又悄悄从政委家门前的林子走了两趟。门前去，屋后回。所有的印象都表明，那天随陈助理员拜谒政委，确实是他头一回进这白屋。既然是头一回，你怎么会感到那样地眼熟？问题又回到了质疑的出发点上去了…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嘛，干吗还要“不安”呢？就连这一点，他也回答不了自己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