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凶手母亲的恶名。而这么一来，就可营造出虚构的凶手为了完成“阿索德”杀害我们六名少女，但是还没有分解就被发现等云云。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尸体并没有被发现。我处理完五具尸体，分配成六组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油纸包好，搬到储藏室，用布盖起来。这个储藏室已经在处理一枝丧礼的时候，被我打扫干净了。这是为了防止尸体上有可能沾到稻草或关东土壤等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恰好我们六人血型都是A型。这是有一次我们一同去捐血，我无意中知道的。

如何处理六个人的旅行袋，倒是我分尸结束的一大难题。旅行袋虽然小，但是有六个之多，又不能和尸体一起埋掉。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只好每个旅行袋内都放入秤锤，让它们沉入多摩川。切割尸体时所使用的锯子，也如法炮制，沉入河里。

写给竹越先生的信，我早就写好。在目黑的梅泽家休息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一日，就立刻投寄了，接着我才到一枝家处理尸体。这样做，是为了让尸体在还没有开始腐烂以前，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且也让竹越没有思考的时间。

我的身上没有痣，这点母亲多惠很清楚。为了利用痣做为辨认我的证物。我行凶相当久以前，就用铁棒打自己的腹部，再告诉母亲，这颗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母亲惊讶的程度超出我的想像，她一再的用手抚摸那颗痣。我不禁庆幸还好没用化妆品来画。

结束了一连串的罪行之后，我暂且投宿在川崎或浅草一带的小旅馆。我改变发型和服装，假装成在找工作的样子，心里却十分挂念母亲，想必她一定哀伤得不得了。由于我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闲，手边有点积蓄，所以暂时之间并无生活上的问题，但是，继续留在日本的话，绝对比较危险。幸好当时日本已经有海外的殖民地，所以早在计划之初，我就想过：如果计划能顺利进行，我就逃到中国大陆去躲起来。虽然我很挂念母亲，可是我却不能让母亲知道我没有死的事情，因为她是个不会说谎的女人。我连母亲都得隐瞒，总觉有点残忍。但是万一母亲暴露真相，她所受到的痛苦，相信大于以为我已经死了。因此，我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哀痛，离开了日本。

说来幸运，我投宿在某个旅馆时，认识了一个女服务生，她正好要举家加入一个满洲移民团；在我百般央求之下，她愿意让我加入他们家，一起到中国大陆。可是大陆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天堂，土地虽然广大，但是冬天气温却常在零下四十度。做了一阵子的田里工作后，我便去“北安”服务。当时实在不是一个女人单独出来打天下的时代。不用说，日子极其艰辛，我不想浪费笔墨描述那些事情，只觉得那些是神对我的惩罚。我终于能够体会母亲当年所以没有来满洲的难处。

败战后，我回到日本，一直住在九州。经过昭和二十年代，到了昭和三十年代，梅泽家的事件更加被炒得沸沸扬扬，我间接听说保谷的母亲由于命案的发生，获得大笔遗产，这让我非常满足。昭和三十年左右，我理所当然地猜想母亲一定会搬到京都，经营她梦想的皮包店。

昭和三十八年的夏天，我终于忍耐不住，来到京都的嵯峨野，想见母亲一面。孰料，从落柿舍到岚山以及大觉寺、大泽地附近，我整整打听两天，都找不到母亲的店。

找不到母亲，让我非常气馁，当时的心情真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无可奈何之下，我便前往东京。但是东京完全变了，车辆数倍于过去，高速道路纵璜，到处可见和奥运有关的标语。到了东京，我最想看的地方是目黑。我从远处眺望梅泽家的旧址，从建筑基地的树林缝隙，看到了一栋新起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