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恪和李愔在上海搞的这个治安费，其实就是将以前那不正规的商税变得正规起来，只要是上海的商，每月需要将自己收的百分之三上缴，这就是治安费，而过治费的商们则不必再向任何人缴纳任何费用，每日都会有县衙的衙役在街上巡逻，无论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向他们求助，若是这些衙役敢不，那么商们可以直接向王府增设的投诉司投诉，只要一经查实，那么当事的衙役可就惨了，轻则挨板，重则可能还会坐牢。

幸好之前王府护卫四抓捕泼无赖，让李愔在上海拥有了大的声望，所以这些商们虽然疑虑，但对这位吴王殿下还是有些信心的，再加上李愔也已经面凭着他在商界的大的声望，总算是打消了不少人的疑虑，使得收取治安费的方案总算通过了。

治安费应该算是坐税的一，主要是对固定的商收取的税收，至于另外一过税，李愔和李恪也了一些改革，上海是一座港城市，过税主要是港上的税收，其实这税收已经十分完善了，对各不同的船只都有固定的税收，所以两人的改动不大。

对于这个新增的治安费，上海的商们一开始也都有些疑虑，倒不是说嫌收的钱多，百分之三的收相对以前每月被勒索的钱财，本就不算多，甚至连一半都不到，所以这个治安费倒不多，只不过商们却有些担心，怕衙门把钱收走了，却不办实事，接下来他们该怎么钱还得怎么。

不过随着李愔的到来，大唐的商业极其繁荣，民间的财富增长极快，若是只照租庸调的方式收税的话，那么政府的财政本没有增长。不过正所谓因势而变，许多地方都现了许多变的商税，比如货过路时通过关卡，就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商想要自己的店铺免除麻烦，也会给当地的官吏一定的钱财，这些钱财除了被这些官吏私分掉之外，也会上缴一分到国库，这也是一变相的收税，甚至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成为一潜规则。只可惜这变相的收税十分不正规，商上缴的多少全看当地官吏的心思。

一起，经过数天的谈判，终于敲定了收取‘治安费’的方案。

当然了，这税收制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在初唐这人少地多的情况下，租庸调无疑是一轻税，使得民众的负担很轻，也增加了百姓开垦荒地的情。本来若是没有李愔这个变数的话，这收制度还能用上一百多年，直到中唐时期人增加，很多百姓分不到土地，这才导致租庸调的崩溃，而两税制开始兴起。

租庸调这税收只要是个人都能看问题来，因为这税本不你每年的收多少，职业如何，全都这个标准来说，而这对于朝廷来说，除非国家人大量增加，否则每年的收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在将上海的这一系列改革推行下去后，李恪终于敢把萧皇后、杨妃她们也接到了上海，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他已经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为一个晚辈，成绩自然想向长辈们炫耀一番。

另外随着上海的发展，陆上周边各的货都向上海汇聚，所以陆上的过税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李愔两人主要就是对这过税行改革。其实也很简单，主要就是据货的品不同，收取不同的税率，比如丝绸和粮的税率就完全不同，这收税的方式虽然在李愔看来十分简单，但是在中国古代却无疑是项大的改革，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的过税甚至是货的积来收税的。

而经过了对泼无赖的大肆抓捕，再加上新招收的衙役四巡逻，每片区域都有固定的衙役在负责，使得上海城的治安风气为之一清，少数漏网的泼们也不敢再勒索商，毕竟县衙已经了规定，只要发现敢于勒索商钱财者，一律抓起来苦力，最短也要满一年，刑满后若是发现再犯，那可就不是苦力了，而是直接放到台湾的植园里，先和那些隶三年的苦工再说，而且完后还不能回来，一辈都得呆在台湾。

说起唐代的税收，这可是个大问题，初唐时主要还是租庸调，以一夫一妻为单位，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