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考地方官。

众所周知，宋代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其突的表现。

统计不实，数虚假地偏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困境。如何走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数，我们应有三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数资料为研究的发，否则宋代人数量之谜本无法破解。二是的数字肯定不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数，由于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数峰值为9069154。[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数为9055729。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人损失惨重，宋初几十

其二，诡名问题。形势尤其是官，为逃避赋役，用手段虚作假，使宋代现严重的诡名现象。影响数的主要是诡名，即一分作数、十余乃至数十，以分散财产、降低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数虚假增多。

宋政府把数的增减列为考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在任期内若数增加，会受到提前升迁、加俸等奖励，反之则会受到延缓升迁等责罚。宋代初年“初著令：州县准见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规定：“凡千以下(县)能增百，(主要官员)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阶。”[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制定了考课转运使、副的5项指标，第l项即“之登耗”，规定考等级为6等，考上上第1等者“与转官升陟差遣”，考下下最低等者“与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个两宋时代，屡屡有专以数或增减为唯一考指标的规定，灾荒及战年代尤为重视。

此外，地方常平、广惠等仓的设置规模，也因数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国设广惠仓，规定10000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以上州2000石，20000以上州3000石，30000以上州4000石，40000以上州5000石，50000以上州6000石，70000以上州8000石。100000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二、宋代数统计评估

其三，脱漏问题。所谓脱漏，即不在官方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所影响的是类别比例而不是数，暂且不论。另一确属“黑”，即谎称逃亡、绝而隐瞒起来的“逃绝”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的逃绝就多达401332；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数虚假偏低。

其一，官方问题。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时清查统计，或统计时敷衍责，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虚报数，导致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再者即多系统统计，目的不一，导致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的数差异较大。一些数据不考证辩别难以适从。

，不满1000县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递增20至10人。[6]（卷13《州县役人》）显然，数决定着统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以上事实表明，数对于各级政府、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数固然也至关要，但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而且“尤难计”[7]（卷上《》），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数统计更规范认真。宋太宗至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县几夏秋二税”[1]（卷38至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计数。宋孝宗时衢州司赵希言曾“合郡民以计，表其里，标其数，为图以献于守，守才之”[4]（卷247《赵希言传》）。所计也是数。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宋代的人数量，最宜于从数而不是从数统计资料手

再谈数虚假的偏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数偏，多以诡名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数与唐代、元代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