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该死的郭定祺，还有他的亲弟弟瑞王梁佑成，居然浑摸鱼，趁侵占国库，把他最后的家底都没了，实在是罪该万死

梁孝帝并不觉得自己骗了谁，靠哭穷要来的捐款也全用在国事上了，他又没私吞，赖以保全的国库存银也好好的在那里，不过是先吃碗里的，把锅里的放着，说到底，锅里碗里的，还不都是一家？臣下和百姓的财产，都是属于梁国的。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

他心里暗自得计，觉得这个“以战养战”的办法实在是明，准备继续造势，让群臣和百姓认清，只有大伙儿一起钱力，打败了叛军，保住了朝廷，才能保住他们的家财和地位，然后让他们继续捐款。

努力平息住汹涌的怒气，他朝外面喊：“阮祥，你派个人去威远侯府把沈鹏父叫来。”

所以他们捐得越多，越无路可退，只能跟着他。

可前几天瑞王领命去了刚收复的景州，派去宣郭定祺的人也只带回一张称病的折，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前民上卿陈矜和前前民上卿沈鹏。说他和瑞王临危受命，上任时接太匆忙，以为账本上的数据都是真的，用了两个多月才查清真相，发现国库亏空得如此厉害，他又愧又急，一病不起。

用掉了一半，那以后怎么办？

卫州府被叛军围攻之际，民最是忙，一面要采买资、派发军饷；一面要接受各方捐款，每天拿着对牌的人川不息，帐目无数，作为最主的郭定祺和梁佑成二人，因此国库数次，也给了他们作案的时间和机会。

他们捐得越多，和朝廷的关系就越密。他们捐献时留下的收据，他曾承诺，等战争结束，情况好转后，会以各方式慢慢还上——所以他是借，不是要每一笔捐款，他都让民给了盖有官印的收据。

也许是对所谓的至亲太失望吧，他忽然想见见这两位已被他疏远多时的“国戚”

时过境迁后，再回忆当初，他也觉得自己的反应过激了，沈鹏任民上卿五年，虽无大功，亦无大过，起码不会像他舅舅和弟弟这样亏空国库。沈鹏胆小拘谨，明哲保，且喜沽名钓誉，恰是先皇认定的民上卿该有的品质。

**梁孝帝又想骂人了，民是多大的衙门，又不是只有沈鹏和陈矜两个人，银钱登记造册等事宜也不是他们的，自有主事主薄书吏等人从旁协助，每记一笔帐，多少双睛盯着，怎么搞鬼？

他会任命自己的舅舅主持民，并让同父同母的亲弟弟监督，替沈鹏和他之后的陈矜，还不是看在亲戚的份上，认为他们跟自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若不好好守护国库，搞垮了梁国，等于搞垮了他们自己。却没想到，最难防地原来是家贼，由内而外的蛀虫才是最要命的。

这人在皇位争夺战中摇摆不定，明里支持他，暗里又结寿王，这让他很难堪，很不耻，但平心而论，沈鹏的所作所为离背叛尚有一段距离。朝中类似沈鹏这样两边不得罪的“不倒瓮”还有不少，他独独不能容忍沈家，只不过因为沈湛是他从小的伴读，他自认和沈湛有十几年的情份，沈湛连同沈家都该是最定的“太党”才对，满朝文武，甚至他的父皇也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能容忍沈家有左右逢源的想法。

梁孝帝差不多把那张折盯个窟窿来，第三次宣召郭定祺的人还是没有音讯，他握着拳想：是不是真以为他必会念着已逝母后的情面，不舍得抄掉母舅的家？

虽然早就罢免了这对父的职务，但他对沈鹏会亏空国库一事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现在生计这么艰难，不敷，国库存的那东西已是他们全的老本，不能轻易动用。让掌国库的民上卿帮着哭穷，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叛军败退前的那段时间，他们收到的民间捐款基本能满足战时需要。

有收据好啊，若他能平定叛，坐稳皇位，这些收据他认，他多的是办法摆平那些人；他若不能，收据落在叛军手里，可就成了帮着旧朝廷对付他们的证据，新朝廷就算不惩，也会疏远捐献得最多的那批人。

沈鹏和沈湛惊疑不定地走睽违半年之久的紫极殿，他们虽赋闲在家，朝廷的动向仍然随时打听着，知皇上最近脾气差得很。他们本就是遭了皇上厌弃的，这时候宣来，不会是要他们气筒、替死鬼吧？

真正有可能搞鬼的，只有郭定祺和梁佑成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