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这还是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你是不希望我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心病”然而“心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但我何苦呢，醉虾？

鲁迅。九，四——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十余代以后的灰孙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我在攻击，倘一知，我早已死无葬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大海。否则，几条杂，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改革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之祸。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

？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见一东西，誊在纸片上。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成功。倘我一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话说远了，赶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了。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有谦虚，我知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当然不过一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