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