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所扬弃的可怜的历史人物”了。也就是说，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作家，他不仅在理性上深知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而且深知侠即使在“英雄时代”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这种清醒的认识，正是其侠情小说里的“非英雄”倾向的根源，也是促使他以批判的、写实主义的态度，写出一系列社会言情小说的动因。但是，社会言情小说并不足以充分宣泄他都因“屡经坎坷，备尝世味”而积郁在胸的满腔愤懑，也不足以寄托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于是他就把这些倾注进自己的侠情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所以，从创作思维的结构系统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其侠情小说的基础；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对现实的明喻，其侠情小说则是对现实的隐喻︵这里所说的“现实”是广义的，包括作者的思想情感︶获得上述基本认识后，我对王老师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明确的认识。

中国现代的通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它基本遵循的是出古代“说话”而形成的中国小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则基本遵循西方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之后，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必须指出，有的资料曾称王老师为鸳鸯派，这是不够科学的，因为王老师与该派并无联系︶，它在批判鸳蝴派思想之陈腐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反映著五四运动偏激的一面。尽管从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开始，新文学阵营的有识之士对本国艺术传统和通俗文学的看法逐渐有了转变，但对鸳蝴派的总体否定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教科书里除对鸳蝴派的否定之外，还是没有现代通俗文学的任何地位。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之深，以至王老师生前对自己的通俗文学创作经历，七一直持自我否定的态度。

另一方面又亿看到，中国现代的通俗文学确实存在看如何适应时代变迁的问题。刘勰云“通变则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失去传统，不能割断历史，但泥守传统又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小说传统通变的过程，通俗文学理论界一般认为促成其变化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三：第一，社会、读者、文化市场、新闻出版业等外部因素的变化，拉著通俗小说不得不变；第二，许多通俗文学作者自身具有现代素质，这种素质自然地反映到创作中，使成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变化；第三，一些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自觉她吸收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营养，自觉地以此推动中国小说传统的变化。第三种动因显然最不盲目、最为重要，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样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总共不过五六位，王老师即为其中之一；正如四十年代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的作品以“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他们的“内在文心蕴著创作的“新”与“热——。

至此，我觉得初步找到了王老师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