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差家人王可成赍捧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同奏折俱已了，折不曾发。臣煦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折，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寻觅。又因竹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送收，混说没有折，这是实情。’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这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明显分野。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呈，伏乞圣鉴。”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朱批：“请安折，不该与此事一起

李煦的奏折

。科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内所定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也…从来问官改供及供，拟罪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已…”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得大臣，朕已明白了。”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汉大人”则力为开脱。这案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人死刑十分郑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些，然幸而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知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尚书，办事能，康熙关心他的健康。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十两，那官员不给，反加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的密折奏闻。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无关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漏之弊…”（康熙批：知了。）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分是关于雨、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