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国库，而是收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免税之外，一切商品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氓恶，到敲诈勒索，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矿税⑥。结果天下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尚书李的估计，缴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氓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云。”清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格是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这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奏称：六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大祸已在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非杀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①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