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称变法、乃至搜刮公款、营私牟利的种种情事，我辈搜集资料已久，你以假诏诛杀元祐旧党同僚，还不放过他们子孙，兴大狱，罗织罪名。你一向无耻变节，排挤忠彦，稍不附从，则诬以罪。奸臣作恶，古已有之，但大宋江山，就得断送你一人手里，你之怙恶不悛，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你别以为暗中造孽，天下不知——你至少有七道伪诏矫旨在我的手上！”

蔡京这次倒真的蓦然吃了一大惊——这一惊，只怕真的要比他的房子还大了。

“你…你们…你们这干逆贼——”

“谁才是逆？谁才是贼？”王小石冷诮地道“皇帝的诏书圣旨，你都胆敢作伪私代，只要你一不守信约，我会着人呈到圣上那儿去，就算你有通天本领，看皇上这次还烙了印一般信你不！”

蔡京这大半生人，做尽无耻无道、强取豪夺的事。当他拜官户部尚书的时候，监察御史常安民已对他提出了弹劾：

“蔡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内结中官，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失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

可是当时哲宗极信任章惇，章惇又重用蔡京，弹劾的结果，反而是常安民被贬到了滁州。

蔡京大权于是已定。

到了赵佶登位，蔡京之势，已无人可以动摇，他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为了排斥政敌（其实只是稍有异议者），不管死的、活的、在朝的、在野的，他都绝不放过，连他的恩人、同僚、上司、都全一棍子打翻，踩死了还倒打一耙。

他还把当年栽培过他旧党的司马光，以及文彦博、吕公着、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韩维、李清臣、苏辙、苏轼、范祖要、刘安世、曾肇、天置、丰稷、程颐、晃补之、黄庭坚、常安民、郑侠、秦观、龚夫等一百二十人，称为“元祐奸党”立“党人碑”于端礼门，且把敷衍不满于新党的人王珪、张商英等也列为“奸党”连同一手提拔重任他的章惇也不例外，新旧二党成了全家福、大杂烩，只有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就是：

——凡他所不喜的人，就是“奸党”！凡不附和于他的，立即加害！

于是“奸党”名额，扩大至三百九十人，由蔡京亲自书名，不只在京师立碑，还颁令各州郡县，命监司、长吏，分别刻石，传于后世，而且还毁坏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吕公着、刘挚等十人景露宫的画像，且把范祖要着的《唐鉴》，以及苏洵、黄庭坚、苏轼、秦观、苏辙等著的诗文集，劈板毁灭，不许流传。

他所打击的对象，是如此不分新旧，不计亲疏，只有效忠于他一人的走狗奴才，以及和他利害交攸的恶霸，他们才臭味相投、狼狈为奸，一起做那惨无人道、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

是以，到了这时分，朝中忠直之士已尽为之空，唯武林、江湖间，仍未完全由他纵控，还有些打抱不平的人不甘雌伏；由于朝廷仍亟须肯效命之杰出高手来保住大位，才不致赶尽杀绝，是以也有些有本领又肯主持正义之士，勉强在这风雨危舟的场面下挣扎求存。

——苏梦枕、王小石等，就是属于前者。

——诸葛正我、舒无戏等人，便是属于后者。

由于蔡京对稍不附合他的人这般凶残绝毒，而他所实行的法制，无一不是让自己获利得益的，所以他除了出力讨好奉迎皇帝欢心，以巩固他的权势之外，还在军事上，全面抓紧不放，把军力的精英全往“中心”调拨，让其成为他的私人卫队，还时常不择手段，假借上意、矫造圣旨，来残害他一切不喜欢的人——这么多年做了下来，再干净也总会留下些罪证。蔡京本恃着自己官大势大，加上皇帝对他千依百顺，信重有加，谅也无人能动摇得了自己分毫，所以从不畏忌。但而今经王小石这一说，看来真捏有自己矫诏伪旨的证据，这一来，皇帝亲眼看了，纵再信任只怕也得龙颜大怒，这可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