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许再有第二家存留，由他独吞而已。做了伙计的人本是合则留，不合则去；臣子好坏贤愚姑置不论，便在他那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再凭资历磨到老死，使千万才智之士消磨志气，受他牢笼而不自知之，也无法摆脱的历代愚民政策之下，做了他的官吏并非容易。虽然此举无谓，也是心身交瘁，并非不劳而获，为什么到了他这皇家那里，便要雨露雷霆均为恩泽？讨得他的欢喜，便是高官厚禄，不次之升，做了公侯将相，再把那一套抄了底方，又去压迫比他小的官吏和大多数人民。稍有不合，或是看见民生疾苦，说上几句公道话，犯了逆鳞，或是说错了一两句话，违背一点繁文缛节，再不喜新厌旧，看那奴才不大顺眼，立时便加惨杀，危及妻子，甚至连累无辜亲族一同遭殃。哪怕死得冤枉，不明不白，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违背君心，先是死有余辜，偶然事后想起杀得冤枉，问心不过，稍微加以昭雪，加点虚荣的封赠。死者何知？毫无所得。一班头脑冬烘的史家和许多捧臭脚的奴才，便认为是君圣臣贤，千秋佳话，一时称颂，侈为美谈，真个滑天下之大稽！从上到下，大家口是心非，一律混蛋。当皇帝的做了害人的大恶事，还要博得美名，固是便宜被他一人占尽，下面的臣民明知虚伪，还要歌功颂德，永无一人敢说一个不字。这还是人虽凶横残忍，稍微还能分辨善恶的暴君所为，如是那些人既凶横残忍而又愚昧无知、冥顽不灵的独夫，更连这套假面具都不会做。所以那些心里明白，名利之心较淡的才智杰出之士，明知这班读书做官的人，为了一点富贵功名，把整个心身送于别人，做那终身奴隶，实在蠢得可怜，这几千年相沿未改的帝王专政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自己只管明白，无奈本身力量与必有的条件学识不够，不能联合人民将它除去，更无这大胆勇。本心不愿长期受人压迫凌辱，可是一为平民便受许多欺凌苦难，只得逃人深山去做自了汉，好歹落个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不问贫富劳逸，到底心身安泰，少受麻烦侮辱。所谓名缰利锁，红尘烦恼以及伴君如伴虎等传说，多是过来人的说法，而自古及今许多高人隐士，也多半是由此而来。明明深山荒野比城市中生活刻苦得多，就是风景多好，日用衣物也有许多不便，好些必需之品更非个人之力所能生产，为何人山惟恐不深，甚而避世若仇？是什原故呢？那一心向道，意志坚定，专一苦修，心神别有寄托的有道之士本是凤毛麟角，又当别论。同是一个人，苦乐劳逸反其道而行之，以独居深山，离群索居，形影相对为乐，哪有此理？假定没有暴君专政，人人安乐，各以才能劳力取其所得，事情一完，自在逍遥，各随性之所喜，没有欺凌压迫，不论城市山林全是乐土。就是性喜登临，那些名山胜景都成了大家暇时随意游赏之地，也不会老死深山不履尘世，专一度那凄凉寂寞的岁月了。因暴君专政，生杀由心，人的富贵穷苦只在他言语指顾之间，贫富贵贱自然不均。加上那些得意奴才和连带的亲友再一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善良的忍气吞声，受到苦痛剥削；好恶的和无业游民便想出种种方法猎取功名财富，巧取豪夺相习成风，上行下效无所不至，于是生出许多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看了皇帝的榜样，觉着所用的人也无异于自己的私产和人民奴隶。我是食君之禄，他也吃我的饭，照样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虽因皇帝没有公布随便杀人的条文，偶然打死几个家奴使女、佃工贫民，或是和皇帝强娶民间妇女、做他妃嫔宫人一样，霸占、强抢人民妻女，也都认为无什相干，成了家常便饭，不以为奇。即或苦主告到当官，被害的如是寻常人民，或是势力较小的对头，机缘凑巧，碰着清官，偶然也能得到一点公道；在他财势暴力、淫威之下，十有八九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能得到几个卖命钱和遮羞钱也就拉倒。否则，当此官贪吏酷之时，一人兴讼，全家失业，一人犯案，四邻不安。好了家产荡然，能保得本身算是便宜；一个不巧，对方来个斩草除根，便是家败人亡。被害的再要是他所用下人佃户，官府因自己也是这些地主恶霸一流人物，如与伸冤，无异助长刁风，心中先有主奴偏见，宁使死者含冤、生者被屈，决不帮助弱者。好了令主家给上几个臭钱，一个不好，对方财势再大一点，还要反咬一口，给被害人加上许多罪名，甚或处死，冤上加冤，屈上加屈。这等暴虐无理的现象，人民不能安生，日子一久自然激怒，发生民变，天下大乱。可是起因虽由于人民反抗暴政，将那暴君推倒，在积习相沿与为首的人功利自私、欲望无穷的传统恶习下，他也成了帝王，大众人民夺回来的天下，仍归少数人霸占了去。此时民心厌乱，能得稍安于愿已足，自然无事。而这换汤不换药的帝王君主和他手下同党，大都起自民间，知道一点民间情况，只管争权夺利，自私念重，还能稍微顾全一点大局，好些事虽是假仁假义，肯做总比不做的好。而每一代中，也必有几个来自田野、关心民众的大臣，虽无久远之计，到底还能相安些时。可是开业的君王年老必死，第二代出生年早，那些老人也未死尽，还能照样抄方，做将下去。以后便是生长深宫，与人民天地分隔，全凭左右爪牙操纵诱惑，于是一代不如一代，骄奢淫扶，无所不为，不残民以逞便算明君。像唐玄宗开元中年，只管宠信杨妃和杨国忠、李林甫那样奸臣，日夜荒淫，穷奢极欲，当渔阳鼙鼓未动以前，人民仗着年景好，家有盖藏，不致当时穷苦流离，也算是个好的。所以每一朝代在君王统治之下，从来少有四五十年太平岁月。宋仁宗有何过人之处？只为心有主见，不听妇人女子和太监的话，不大兴土木、劳役人民，也不好大喜功，稳稳当当做了数十年天子，人民便真个当他祖宗一样看待，死后举国同哀，出于本心。可见人民欲望真个有限，只要不侵害他们，能使安居乐业，便自感激不尽。像宋人所做“桑麻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醒，春风吹泪过昭陵”这首诗，表面好似歌颂两个君王的恩德入人之深，实在是对那许多历代暴君的一种讥刺。可见好皇帝难得，连那守成的令主，数千年来都没有几个好的。你想，每过数十年必有一场大乱，当时起事人因为领导不良，或是暴力强大、爪牙太凶，抵敌不过，真为民变民怒，受不住痛苦起而抗拒，却是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