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缕一缕地聚散离合。远处是纱厂，隐隐约约地传来机器的轰鸣声。

是啊，所有的人都在生活，有的轻松，有的忙碌，轻松也好，忙碌也罢，但都是有滋有味的生活。只有他，成了被命运戏弄的弃儿，满脸憔悴，满腹辛酸，满身臭汗。

他不是有意失踪的，他也压根儿没打算失踪，他就是想出来走走。只不过，这是他参军后第一次没打招呼就离开了营房。他没想到要请假，请不请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今天中午，连长正式找他谈话，要他做好复员的准备。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从辛副参谋长和彭副政委乃至团长任广先、政委杨万辉那里得到暗示，他再也没有可能提干了，因为在上前线和从前线回来之后，已经从战斗骨干里提了几十个干部，另外还从军校里分配来了二十多个干部，现在干部严重超编，一个团的干部，分给一个半团差不多都够用了。更重要的是，军委下了红头文件，今后军官全部来自院校，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

天啦，仅仅过了十个月，一切都变了，那一班车他没赶上，那就只能永远地被甩下了。

可是，他甘心吗？当然不能。

范辰光在草地上卧了半个小时，站了起来，在站起身来的那一瞬间，他的心里突然涌出一句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他又开始漫步，一边漫步，一边哼哼这两句歌词，这样哼着，他觉得心里好受多了。这两句歌词就是为他写的，就是他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坚定，不屈，悲壮，英勇。是的，他要站起来，他就是全世界最受苦的人，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出倒下去又站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更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一个受苦的人站起来是怎样的一种壮怀激烈。

他想他受的苦够多的了，他生活在一个拉板车的农工家庭，从上小学起，他就为交不起学费而无数次蒙受同学们的讥笑和老师的呵斥。他不是没有上过中学，他上过初中一年级，但是由于家里没有粮食让他带到学校去，他吃过红薯叶子，吃过学校菜地里的烂菜帮子，甚至在中午别的同学开饭的时候，他独自溜到小镇上，到小饭馆里偷剩饭吃，在他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他没有营养，他在初中一年级只读了二十二天半，他是在饿得受不了了，才回家跟着父亲拉板车，一天挣五角钱。可是，这二十二天半的初中生涯在他的档案里没有记载，他想方设法让人记载了，又成了他弄虚作假的罪过，从此把他的命运前途拖向泥潭。

二十二年后，当范辰光身陷囹圄的时候，他对前去探视的岑立昊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来：“你知道你比我多什么吗？你什么都不比我多，你就是比我多了一样东西，基础。我缺的就是基础，打从我爹操我娘，把我操出来那天起，我就永远地失去了狗屁基础。你是地形专家，你看看那山，你是阳面的一棵树，这就决定了你比我享受更多的阳光雨露。而我就是一粒落在阴面的种子，太阳永远背对着我，你那里已经春光明媚了，我这里还是积雪未化。我没有长成青苔就算幸运了，我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是一棵弯弯曲曲的树，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畸形吗？让你从石头缝隙里往外长，让你永远浸泡在潮湿阴暗的土壤里往外挣扎你试试？“

1979年10月23日下午，从4点20分开始，范辰光在266团西边六公里处，同十八世纪奥地利工人作家欧仁·鲍迪尔心心相印，达到了灵魂深处的交流。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起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首歌让范辰光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禁不住哼出声来，而且越哼声音越大，最后干脆放声歌唱，当唱到“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时候，他重复了十几遍，而当唱到“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时候，他感到身体里面有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唱着唱着，泪流满面。

在辽阔而空旷的傍晚，他的歌声飞得很远很远，洇过一片金色的晚霞，在天幕的记忆里永久储存。

6点46分，辛中峄开着吉普车找到了他。

六

岑立昊一跤摔出一段爱情故事。

那一跤把他的右脚腕彻底摔坏了，原来安的钢钉不仅失去了作用，而且也成了需要手术清除的一部分。这样的手术师医院做不了，就到驻地野战医院103医院住院治疗。医生给他重新安了一些零件，并警告他说，不能再乱动了，再乱动必瘸无疑。就是不乱动，痊愈之后恐怕也是两条腿长短不一。这下把岑立昊吓坏了。走起路来两条腿长短不一，那就有损军威了。再往深处想，恐怕还不仅仅是有损军威的问题，弄得不好，落个残废，就要转业了。

岑立昊老老实实地住了两个月的院。当然，坏事也可以变好事，这两个月正好可以复习参加高考。虽然当了干部，但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到处都是高考声。就连那些明知不可能考进大学的人，也着手投考函授刊授电大夜大之类，文凭热就是那个年代掀起的高xdx潮。岑立昊本来底子就厚实，当然不甘心长期戴着高中生的帽子。而且他的眼光还高，要考就考清华大学或者中国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