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恼火，要不是怕违反政策，没准会给郑霍山一耳光子。当然，说归说，郑霍山后来还是把那个羊角风给治好了，而且治疗得很神奇。据说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点了几个穴位，病人就醒了，接着用了几味中药，这个病人半年没犯病，为间隔最长的一次。后来，三十里铺只要出现病号，卫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数都要问郑霍山。郑霍山有了资本，就开始摆架子，对管教干部说，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医生看，就把我安排到医院，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如果再不兑现，我只脱砖坯不看病了。据说这也是郑霍山的一条罪状。

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学习班里要学习，学习要写文章。别人都写，郑霍山不写。郑霍山说，要写就写新政权好，可是新政权让我这个学医的脱砖坯，有什么好！管教干部说，让你脱砖坯是因为你现在是改造阶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会人尽其才。郑霍山说，难道脱砖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砖坯脱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吗，那我不就更没有用了吗？管教干部说，你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

郑霍山说，我又不认识新政权，我为什么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一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管教干部说，新政权千方百计搞建设，你难道有眼无珠吗？郑霍山说，国民党过去也说千方百计搞建设，蒋太子还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搞得乌烟瘴气。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能把皖西建设好？就这一句话，郑霍山的反革命言论就是铁板钉钉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过了大半年踌躇满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而苦闷的反思期。小城刚刚解放那阵子，他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搞建设，所以他最早提出来要把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楼推了，盖一幢社会主义的医疗大厦。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政治，建设发展了，就是政治发展了。他是在建设的蓝图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同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同那些职业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遗余力并且忍辱负重地四处收罗人才。建设是需要人才的啊，没有人才建设什么？具体到医院，没有医生叫什么医院？现在他明白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幼稚病。

于建国刚到医院的时候，就人才问题跟他谈过一次话，于建国当时就说过，医术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当时认可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对丁范生说的那句话，还比较认同——医术是没有党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范生这个最讲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不讲政治的话，以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应该说是不奇怪的。这是后话了。以肖卓然对汪亦适、郑霍山等人的了解，这些人对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党时代如此，共产党时代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这几个人，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新政权不可或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组织差了一步，因此才有后来的被动。

担任医政处的副处长之后，肖卓然有过短暂的情绪低落时期，并不是因为没有受到重用，而是感觉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有差距，对于自己的革命能力有了怀疑。但是随着定编定岗，随着机构制度的健全，也随着医疗设备的添置，医院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工作任务多了起来。事多了，人忙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也就逐渐消失了。他现在负责整个医院的业务计划、医疗监督和业务培训，只要有重要的医疗活动，譬如为皖西党政军干部体检、征兵体检，组织医疗队奔赴工厂、乡村和部队基层，他既是组织者，又是落实者。丁范生和秦莞术对他都很放手，秦莞术说他是一线指挥员，丁范生干脆说他是参谋长。

出现在医院里的肖卓然，通常是这样一副形象，里面穿着军装，外面罩着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偶尔，他也会到诊室里为病人看病，还做过几例手术。不过多是小手术，譬如挖鸡眼，割痔疮、阑尾之类。他原来学的也是外科，偏重骨科，跌打损伤、错位脱臼之类的小毛病，治起来不在话下。他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人，而且很善于为自己寻找平衡，政治上的失落，很快就在业务活动中得到了弥补，因而，他仍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

汪亦适坚持不离开705医院，给肖卓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在向丁院长和于政委汇报汪亦适的态度时，丁范生说，我看可以，汪亦适这个人老实厚道，当军工没有什么不好。他一直坚持说自己是起义者，留下来，也许以后有机会甄别，真的走了，也许就是盖棺定论了。我同意汪亦适留下。于建国说，对这个人，我也感到是个搞业务的骨干。但是有个问题不好解决。留下来安排在哪里呢，当医生吧，他不是军人。烧锅炉、修水电吧，不成体统，人们都知道汪亦适是“排雷大王”是705医院的一块招牌，让他烧锅炉、修水电，会让别人戳我们脊梁骨的。丁范生说，肖副处长，你主意多，你说说看。你能把汪亦适找到合适他干的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还是把他推荐到地方工作，这也是对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