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看过的有关社保的很多争论，其中之一就是不同地方缴纳，不同地方领取的矛盾。韦泽的计划里面曾经针对此事有过专门讨论，负责建立社保体系的人对此非常头痛。在这么一个时代，想搞跨地区的社保，随便一件事就要动用好多的人力。例如从南京到北京的人事调动，要经历南京单位的人事、南京单位的财政部门审批，南京人事局的人事、南京财政部门的审批和转移。北京对口单位的审批，北京财政、人事、单位，三方面的人事审批。一个人的事情就牵扯了十几个部门，从人事、财政、档案。为了不出错，这些单位需要大量的审核，盖章，批准。

当然，对于在网络时代生活过的韦泽，这些可以通过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计算机、数据库、网络来实现。韦泽有一次去北京玩，忘记带身份证，住宿旅馆被拒绝。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旅馆接待人员告诉韦泽，去附近的派出所开份证明就好。韦泽就去了派出所，报上姓名和身份证号，对方通过网络很轻松的完成了信息调取工作。

两个人观察屏幕上的韦泽的照片和现实中的韦泽之后，都认为是韦泽本人。然后就用a4纸打印了一份身份证复印件，把打出图像的半张撕下来给了韦泽。一分钱没要，派出所就解决了韦泽的问题。韦泽对此印象很深。不过在1890年12月，韦泽不认为短时间内能够把技术拉近到如此地步。

既然做不好网络时代的技术，韦泽就必须构架一个现有技术能够完成的制度。也就是说，一个货真价实的官僚体系，一个充满了文牍主义，一个很容易就八股横行的官僚体系。到底是官僚先把国家的理想啃食殆尽，还是技术进步能够维持理想的先进性，并且继续推动社会进步。韦泽觉得这个赛跑真心有看头。

不过韦泽并没有把这些对大家讲，面对问题的时候，韦泽发挥出了惊人的耐心，他详细把官僚体系如何建立向人大代表们做了仔细的说明。

沈心听的认真，他也看到了，与会的那些执掌中国官僚体系大权的中央委员们一个个都露出了很没耐心的表情。沈心发觉自己完全能理解这帮同僚的情绪，因为人大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无疑例外都直指一个方向，用文雅的话说，就是要求官僚体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屁股。沈心心里面默念着政治上的一个基本理念，若是按照人民群众的要求，官僚体系需要以人类根本无法完成的效率营运才行。光有这样的营运效率还不够，国家还需要提供规模大到会让国家破产的通讯设备才行。不管是从身为官僚一员的立场，或者是有权力审核政府财政预算的实权人士，沈心都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站到劳动人民那边去。

沈心身边的一个女性干部两只手十个指尖并在一起，放在桌面下，面无表情的玩起了指尖追逐的小游戏。另外一边的男性干部则拿出了一份文件，在上面开始写写画画。沈心一看，这是农业部有关1891-1894年扩充服务于退役军人的农业学校以及学员名额的报告。上面数据很多，需要大量计算。实在是一个杀时间的好办法。

没有女性干部的从容，也没有男性干部这样充分的准备。沈心微微闭上眼睛，准备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把北美战区的人事再给理一遍。虽然这需要的时间其实不长，不过能干点正事总是比满心不爽的听人大代表瞎bb更有效。

就在此时，麦克风响了几声，那是换人时候常见的声音。接着韦泽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同志们，我听说过了一个真事，我姑且当做故事来讲给大家听听。有一个工厂车间，车间里面有一位班长，他准备好久，然后让大家也准备好，要在一天里面干出前所未有的工作量。然后把这个工作量交给车间主任。他班组里面的同志得知此事之后，一位同志上去抽了这家伙一耳光，还骂他说，他这么做就是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