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下，控制四川的最好手段就是平衡战略，要让守旧势力和革命势力保持力量平衡，只有这样，总司令才能上下其手。

现在治理四川，应该以怀柔手段为主。

当然，作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仅靠怀柔手段是不够的，要想将底层民众和开明缙绅拉拢到自己一边，这必要的霹雳措施也必须到位，满清的苛捐杂税要废除，旧的人身依附关系要取缔，贪官吏要加紧清理，满清势力要扫荡干净，鱼肉乡里、只知道土里刨食地土豪必须扣上顶“劣绅”的帽子，建设家乡地开明缙绅、实业人士则应该予以必要的奖励…这些事情不仅是共和军要做的，也是省议院的议员们关心的。

“此次我军入川，非是以川人为敌，实乃与满清余孽为敌！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市井百姓箪食壶浆，缙绅耆老牛酒劳军，军民一体，戮力以赴，扫荡旧势力，建设新四川！…在我看来，川省目前急务有二，一曰废除苛捐杂税，改善民生，二曰修建铁路，改善省内与省外之交通。…”

赵北在议院里侃侃而谈，很快将话题集中到了铁路建设上。

庚子之后，清廷举办新政，各地官员纷纷倡议大修铁路，目地有二：一为转运各地土货，二为官员中饱私囊。清廷顺应大势，为修铁路不惜加重厘捐、大借洋款，为防路权落入外国之手，士绅纷纷上书请求允许各绅商自办铁路，收回路权，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就已奏请开办川汉铁路，由四川自酬资金五千万两库平银，修筑一条从成都直达武汉地铁路，闻知消息，留日四川籍学生在法部主事蒲殿俊的主持下广为筹措资金，认购川汉铁路股份，在他们地带头下，四川商民无不踊跃认购路股，被随田征收路捐的百姓也没有捣乱，如此一来，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已从民间募得一千余万两白银地民股。

川汉铁路一开始就是官办，除了分红之外，股东没有任何权力。官办必然导致弊端丛生，铁路公司的各级主管都是拿银子捐来的候补官员，上任之后无不以中饱私囊为己任，因而募股五年以来，铁路未见修好一寸，可修路的资金却日益短拙，不是被人拿去放了高利贷，就是被川督挪用，做了别的事情，认购了股份的商民无不痛心疾，纷纷陈情川督，请求将铁路公司改为商办，修改集股章程，赋予股东权力。面对舆情，四川总督锡良只好将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将官股卖出，变为商股，不过随着锡良的调任，此事就此搁置下来，赵尔巽督川之后，本来是打算继续募集商股的，不料“戌申革命”爆，共和军横扫湖广，威胁四川，此时军事第一，自然就再也顾不上铁路的事情，而且为了筹措军费，赵尔巽还大肆挪用存在官钱局的商股资金，虽然没人知道到底挪用了多少路款，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修建似乎是指望不上赵尔巽了。

湖北光复之后，军政府扶持工商业的传闻早已传入四川商人耳中，现在共和军打过来了，此时正是重提铁路修筑的最好时机，如果不能修建铁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将当年从民间募集的那一千万两白银的民股退还给商民呢？虽然当年不是军政府主持此事，但既然现在已经共和了，那么，这共和政府总得为国民着想吧？

当赵北召集省议员的时候，就有人向他提出了这个棘手的问题，现在趁着议院开院典礼的机会阐述共和军的主张当然最合适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