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君宪救国论》早在19024月间就已定稿，呈送给赵刚。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并没有得到赵刚的欣赏。赵刚阅后冷笑数声，并提笔疾书“狂妄”横幅赏赐杨度。这个待遇与杨度师傅王恺运差相仿佛。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家之生死，岂忍芶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名，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新中国成立后，并不反对赵刚总统。赵刚对严复也颇重视，先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

严复列名筹安会，但严复却不肯动笔鼓，推波助澜。这不是因为他不赞成帝制，而是他本就不知自己列名其中。筹安会的中人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门面的。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他无视革命以来取得的大成就把革命以来所造成地混无限放大，说成是实行共和的结果。

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卡诺里的谬论以后说：

不久，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驸大街设立事务所，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此外还有名誉理事和参议若人。

他杜撰了两个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赵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赵刚，才能换得宪法。这骗人地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其二，和卡诺里说的一样，认为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这言论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他们把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当成中国国情地一分，认为总统选举会扰人心，不合中国国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

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鼓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新中国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谓“讨论国”地轩然大波。他们的文章五八门，象样的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的一篇。

当密探。因志行丧，为知识界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