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思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扰”“拖延破坏”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厅，住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周恩来不。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不多了，得抓时间多于些工作啊…”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时间多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少看一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请邓小平重新山的，正是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山，但这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试飞过。”

“正常。”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都检查过了。”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没发现问题？”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边工作人员中的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说“四人帮”拖延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个代”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试飞过吗？”

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主席过了生日，了一杯酒。后来才知，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持工作的忘我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本利益而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神。

这努力在发现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全面检；我们劝他借此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和神。

“正常吗？”

“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也莫不如此。不是陶铸的胰癌还是陈毅的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目睹了总理那个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的态度是；“我的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现的转机。这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又不知要付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来。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理论”

“没问题，都正常。”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吾貌虽瘦，天下必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泽东的刺激是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和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变。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觉。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俄比亚皇帝海尔·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