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