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

“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行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

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