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总理不但对穿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客，是去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严整”，我们可有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一汗，决不会脱下那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穿制服，全严整地去见总理。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兜里，左边的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贴的内衣袋中。这条理和规律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我们为总理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就是一条衬、一条外，上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外，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棉又裹一，只有总理一单，外面穿件呢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一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天气这么，”我朝办公室外望一，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上的沉甸甸的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也要保持整齐。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泽东喜“”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等觉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需要一件大衣，和一帽。”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

我有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大衣，他就把衣，绒衣绒，棉衣棉统统丢下不带了，上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就是一层衬一层外。大衣是个筒，上下通气风，真怕总理冻病。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

“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周思来的穿衣也反映他的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都要叠放整齐，从不扔，更不会胡一一堆；他从外衣到内衣，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就要系好每一个扣，神展每个衣角袖领，而且注意不能有一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上用巾仔细地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上一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惜羽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糟了，总理鼻血了！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罪…”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上加件我的绒衣。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

就这一，到走走看看，没有事。

“说吧，有什么意见？”

前面讲了总理怕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此后，这件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对我说：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那是胡，”总理笑着摇“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没那么严重。”

是冬，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泽东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上。”

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记得有次狼袭击北京，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气。总理开会回来，汗了全。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来，已，经又是全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上工作袖。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一词，才勉动手去解领扣、衣扣。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的老家了。”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风，总理刚坐下，汗已经又来。

邓大很少有地也走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你那是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冒。他极少冒，偶尔有冒，嘴里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说法：白人比有人耐寒；白人比黄人耐寒，黄人比黑人耐寒。如果这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加，雪是那颗粒状的雪，不像那轻盈飘落的雪，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帽，站在一群裹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默哀，送葬。

“转战陕北到京，你也穿过棉衣…”

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什么或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你怎么摆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扣错一个，衣服左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噢？”总理抬起，由于汗不断被电扇风，脸上变得粘；他认真望住我：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外活动时，总理穿了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着着，忽然鼻一，忙把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到下午1，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小时。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现青灰的寒或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领和帽沿下腾腾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这家伙又沉又，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于是，我们给总理了一件大衣，一帽。我以为这次是真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衣，棉衣棉，再加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上，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了就上有结冰的觉。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衣都没穿一件！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衣，棉衣棉还要穿个大衣，你…”“我怕，你又不是不知！”总理心里有气。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归赵”还给了公家。

记得城后，总理的布料服，都是浅灰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一圈白边。当天气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中时，总理也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我不需要。”总理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