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