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很沉重他说：“农村不占有土地，再加贡滥主的沉重盘剥，使大多数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耕作粗放，每亩单产粮食只有200厅左右，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缺粮，更不用说拿出粮食来支援前线了…”3万巴特寮部队实际是靠中国援助而生存，中国方面一再劝告寮中央“要走自力更生的路。”凯山·丰威汉明白这是正确的路、是好意。但老挝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又确实养不了这3万兵。他也着急，不是不想找出路。

“你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讲得很好。”凯山·丰威汉深人问：“根据你们调查，应该怎样分析农民的阶级状况呢？”

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明确敌、我、友，明确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这是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首要问题。但是，这毕竟是在老挝，说话稍一不慎就会造成“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后果。

“从香农的经济状况看，阶级分化是明显的。怎样具体划分，我们未做最后研究。”杨有生不做正面答复，却将口气一转：“不过，香农的情况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有些相似。而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云南的情况就是云南的情况，老挝的情况就是老挝的情况。”越南顾问粗声大气吼一嗓子：“香农没有什么阶级分化！”

凯山皱起眉头，一名普通越南顾问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还是少有的。他理也不理越南顾问。坚持问下去：“云南的地主和贫雇农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

“是以经济标准划分的。”杨有生也避免与越南顾问争执，只望住凯山回答问题：“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参加附带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划为地主。全无土地和生产工具，或只有少量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划力贫雇农…”凯山沉默，该问的都问明了，拿主意却不是容易的事。

他望着的是中国人，听着的却是身侧后那位越南人的喘气和咳嗽声。

“噢，11点多了！”凯山忽然看一眼腕上的表，便说：“今天的会议就结束吧。感谢中国同志在农村调查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介绍的经验。中国和老挝的何况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经验是可以借鉴的。老挝有无阶级分化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吧！”

会议便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一雷待。又是整整两个月，一天下多，一天不少。7月16日，凯山再次深入香农乡香农村视察，听取杨有生和刘淑湘的意见。

“贡滥制度严重束搏生产力的发展，”杨有生恳切地对寮中央总书记进言“因此，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废除贡滥制度。”

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比上次听汇报前进一步，点点头承认道：“中国和越南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农民才得到解放。

我们老挝农村的贡滥制度也应彻底废除。这是毫无疑义的。”

凯山略一停顿，放缓声音问：“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废除贡滥制度？”

杨有生还是不正面回答，绕山绕水道：“中国云南省的做法是，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