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他们一筹莫展。

“明天总理召集开会，也许能想办法稳住局势。”

“唉，”陈再道长叹“听天由命吧…”

要说陈再道“头脑简单”甚至“蠢”也许有道理。但要说“反动”他可想也不敢想，甚至也不会想。

多少年后，陈再道也曾回忆了那个“七·二○事件”乃自己当时的想法：

七月二十日来临了…

清晨，我顾不上洗一洗一身由于闷热、烦躁溢出的汗水，走出了东湖

宾馆二所，想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

我到谢富治房间里刚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二百多名代表就愤愤地

冲了进来。他们挤在谢富治房间的门口，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我和谢富治一见这情景，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迈到了房间门口，

劝他们到外面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为什么劝他们到外面？这是一条应急的“缓兵之计”

因为王力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损伤了这位

“钦差大臣”那我们岂不是更“罪上加罪”

…

我们谈判的结果很好，当时我是非常满意的。谢富治根据他们的要求，

答应下午接见他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得到谢富治的许诺，答应

立即离开东湖宾馆。

这时候，躲在房间里的王力，同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他大概听清了谈

话的内容，才壮着胆子走出房门，同我和谢富治坐到了一起。

谁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就在“百万雄师”的代表即将离去之际，又旋风般地冲进来几百个人。

这些人，多数都是部队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要求接见等急了，便怒气

冲冲地冲进来。他们一下子拥到我们面前，大声呼喊着要让王力接见。那

样子，真是咄咄逼人，不容分说。

我和谢富治都缄口不语。

这些愣头愣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

面前，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再也控制不住理智的约束，感情支配了鲁莽的

行动，只见他们呼地一下扑过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

脚枪托，以此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

那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

…

就在我挨打的时候，王力趁机溜进了他的房间。

这时，保卫人员喊道：“不要打了！有话说，有理讲…”那些挥动

拳脚的战士，被这厉声制止住了，立刻把拳脚、枪托停了下来。

在我头晕目眩时，他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的王力，要他到军区大

院回答问题。当时，我被打得浑身疼痛，已无力阻拦他们后面的行动，勉

强把身子支撑起来，叫他们不要抓走王力。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已

成了“投降派”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

最后，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

军区大院去了…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合上就没那么简单。陈再道的观点和感情在“百万雄师”一边，但要他操纵“百万雄师”却不可能，武汉的局势决非他所能控制乱起来的导火线是谢富治、王力的讲话，支一派，压一派。但这不是根源。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毛泽东这句话是对的。然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把群众组织分成“革命派”和“保皇派”那就错误

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和斗争。是根源。

何况，这一划分，将决定“头头”们的权力再分配，也将决定普通群众回到本单位日子好过不好过…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六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大跃进”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没讲“始作俑者”讲“亲自发动”然而对“群众斗群众”他始终认为是“走资派”在挑动。他所受大文化的局限，使他再伟大也无法看到自己的悲剧。至少在武汉这场动乱中，他疑惑、愤慨、恼火，目光始终是盯着武汉军区，盯着陈再道和钟汉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一时三十分，他与杨成武散步后几小时，终于向江东兴发出指示。

那记录上有三条。

1.接触观察看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

2.我离开以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