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副政委多来几个。”

“两派都来人，十个军区各来十个才一百个。”

“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毛泽东左手轻击沙发扶手，望着军人们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期待几分信任还有几分告诫“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

毛泽东谈这些话时，其间也不乏个别人插话汇报几句有关内容，林彪对这些插话不感兴趣也没听进，他只留意毛泽东讲的每句话。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关注的是军队，毛泽东大权不放的也是军队。

“为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现在控制湖南的人不能当民兵？”毛泽东不知是反问哪位汇报者，在林彪那里却敲响一鼓——“民兵”这个“第二武装”也不能放手。

“米脂人武部最好通报一下。”毛泽东又是直接交待给杨成武，这是林彪心里不愉快的事。米脂人武部“支左”曾受到表扬，后来见了报。

“内蒙训练的回去了吧？”毛泽东问。

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军人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观察员和联络员，又乘几十辆卡车进京“告状”甚至在军委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打了军区政委。这些军人被留下来学习，叫作“训练”

“多数已经回去。”杨成武回答。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毛泽东并非总是“务虚”他也是个很“务实”的统帅。他不相信有多少军人愿意放弃“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的优厚待遇，学农民去拿工分。陕北不少地方一个工分不足一角钱。但是，他也不忘记“务虚”总要用他所熟悉的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结束：“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杨成武一边听毛泽东讲，一边在纸本上快速记录。每次听主席讲话他都要做记录。“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是早有记录的话。

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的一种思考和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所说的只要打倒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者简单地说成“大权旁落”要“夺回领导权”；或者加上一句“让群众经受锻炼”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会永远存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领导的腐化蜕变？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防止以权谋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而非无法保证真实公正的“自己监督自己”？

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大。”十年后，邓小平选择了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来解决这个矛盾。“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选择的是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的方法。两个月前，他曾讲：“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他设想“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解决官僚、以权谋私等“修正主义”解决“官”、“民”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悲剧性结果，毛泽东未曾料到。他想到的只是历史：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

毛泽东要留庙不要刘邦，所以支持“造反”…

三受命于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