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兴人无纷争，邑人贫寒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臣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汉武帝听使者奏明情况，大受感动，想重用卜式，但又大为疑惑，不信天下有如此境界之高的贤人。不是几次请求拿出财产支援边防，抗击匈奴，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有什么冤情要上面帮助。个人无所求，只认为抗击匈奴“匹夫有责”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打败匈奴保卫国家。武帝带着这种疑惑去征求丞相公孙弘的意见。

“弘日‘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就是说，卜式的行为‘非人情’、‘不轨’、‘乱法’；人有私心，谋个人利益才是‘合人情’、‘有轨’、‘合法’。”

汉武帝听了丞相之言“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又种他的地，牧他的羊去

武帝元鼎五年，汉出兵伐南越“卜式上书，请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南越。”就是说，前次仅是“输财助边”这次却要求父子上前线，以死报效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

汉武帝这次相信了卜式的真境界，因为“人死复有何求”所以“下诏褒美式…布告天下。”

遗憾的是“天下莫应”没谁响应卜式，学卜式的榜样。“是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享受封侯的数以百计，竟无一人像卜式那样请求从军击越，真是白享受了高俸禄，高官位，居然不能以死报国。

呜呼，哀哉！汉武帝从不相信卜式，排斥卜式，到相信卜式“下诏褒美”“布告天下”总算善之。然而“天下英应”奈何？

毛泽东高过汉武帝，不但不曾怀疑过卜式那种高境界，而且一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甚至是强制推行这种高境界。他“下诏褒美”“布告天下”的绝不是一个“卜式”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从介绍“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到“农业学大寨”的陈永贵；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工业学大庆”的铁人王进喜，经毛泽东“下诏褒美”“布告天下”的工农商学兵英雄人物灿若群星，特别是向全国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其目的就是要彻底转变人的自私观念，否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合人情”、“有轨”、“合法”之观念，造就一代乃至代代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新人。

为了转变亿万人的“世界观”改变价值观念，追求“高境界”毛泽东不惜付出减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巨大代价。不能“借个人主义之风鼓社会主义之帆”明知生产必须与个人利益挂钩才能取得高效益，偏要加以破除，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让人成为乐于无偿奉献的新人。

毛泽东的奋斗取得了可观的结果。如果说汉武帝褒美卜式“天下莫应”则毛泽东的努力确实在中国开花结果，产生了千万个张思德、雷锋式的高境界的新人。在华国锋看来，这是最可宝贵的遗产。“延续宗祥”不是空有“君位”空有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重要的还在了内容。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便是这一“宗祥”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包含了毛泽东所求理想的高境界，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对他所缔造和领导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最新思考和设计，同时也是他为发展经济制定有关路线、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