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逃命。刘仁轨见火攻得手，便下令舰队趁胜追击。结果，唐朝舰队大胜倭奴。《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倭奴舰队悉数被歼。

白江口之战为何能以少胜多呢？有三大原因，其一，唐时中国舰船的坚固和把火药用于海战。唐朝是中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高度稳定发展的时期，沿海造船技术比以前更发达，，《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唐太宗曾“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高宗也曾敕令36州造船以备东征[15]（卷一一一，罢三十六州造船安抚百姓诏），这既表明唐初造船业基础雄厚、规模宏大，又表明唐初战舰制造能力很强。对此问题，前人论述甚多唐朝造船技术高，造舰技术也高。前述海鹘两翼装浮板，增加稳定性，能抗风狼；楼船则上下几层，下层可装铁石压舱，中层可住宿生活，上层和两舷则可分层排列作战，居高临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敌制胜，且船体高大，结构坚固，乘风下压往往能犁沉敌船，威力强大，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76—77页），而造船的木材也多取自四川优质树木，舰船构造坚固，各类性能齐备，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使舰队的组成日益健全，特别是武器方面有拉突破性的进展，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当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唐初海军弹药除了与舰载武器弓、弩、炮车相配套的各种型号的箭和石弹之外，还有一些用于火攻的弹药。据《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载，唐初名将李靖详细论述了当时的一些火攻战具，包括火箭、火杏、燕尾炬、游火；助燃物则有油，常以瓢、囊盛之。在唐代火药用于军事上先是利用当时的重型远射武器抛石机，把点着的火药包抛射出去，以烧伤敌人；到拉后来，发展到用海上进攻突击的利器当时主要的远程杀伤武器弩机将点着的火药包射出，成为最初的火箭。刘仁轨首次把“火箭炮”应用于海战，并取得成功，对打败日本舰队起到拉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唐将刘仁轨战术精良。刘仁轨河南尉县人（现称封县），自幼好学上进，喜读兵书。在大战之前，刘仁轨对中国古代许多火攻战特别是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进行拉研究，掌握拉火攻战顺风攻击的特点，并制定拉相应的战术。当时的战场在今锦江下游河口处，离海尚有一段距离，河道弯曲，水流较急。唐海军配合陆军从上游的熊津出发，包围百济驻守的处于下游的周留城，并封锁河口，当是其急于解周留之围，因为周留控扼白江咽喉，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不入内河，无以解围妄图凭藉数量优势以勇取胜，妄信“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贸然率远来部伍不整之军进攻唐朝海军既设之阵地唐海军则因势利导，以战斗力强但大而不便的楼船、海鹘居中构筑阵地迎敌，以战斗力强又机动灵活的斗舰、走舸从左右两翼出击迎敌，夹船绕战，迫使日舰汇集于中间，然后实施火攻，利用火舫顺流而下，冲烧敌阵，并以弩、炮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等，油助火威，风助火势，迅速击败日军。刘仁轨敢于突破传统的海战思想，第一次使用火药武器对倭奴舰船进行火攻战，成功焚毁其舰队。

其三，唐代海军训练有素，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据《通典兵二法制附》记载：“船战，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

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注：《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记载：“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这表明守城时，为战士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竟达战士数量的一半。在海军战船上，若包括操持橹、棹者，非战斗人员与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