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衰微，但千年以来并无怨恶之声，这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但是周王朝所以能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前代先王能谨慎地从事他们所考虑和规划的事情，又能够严谨地垂教于后世子孙罢了。所以前人开拓的道路平坦，容易沿路走去；深恩广大，容易丰足；法度显明，容易效法；传续法统顺乎情理，容易继承。所以周公的业绩隆盛于成王时代，而其功德之高超越文王和武王。揆度其所始，考察其所终，并无特别优异超凡的业绩，可与当今汉朝相比。然而，周人尚且走上粱父山，登上泰山，建立显贵的封号，施加尊崇的美名。伟大汉朝的恩德，象源泉奔涌而出，盛大扩散，广布四方。如云雾散布，上通九天，下至八方极远之地。一切生灵，皆受恩德，和畅之气，广泛散布，威武之节，飘然远去。近者如同畅游于恩泽的源头，远者好似泳浮在恩惠的末流。领头作恶的被湮没，暗昧之人得到光明。连各种动物都欢畅喜悦，掉转头来，面向中土朝廷。然后，驺虞之类的珍贵之兽聚于苑囿，白麟一类的怪兽进入栅栏之中，在庖厨中选择出一茎六穗的嘉禾以供祭祀，用角分枝*的白麟做牺牲，在歧山获得了周朝遗留的宝鼎和蓄养的神龟，从沼泽里招来了神马乘黄。鬼神迎接神仙灵圉，在闲馆中待以宾客之礼。珍奇之物，奇异超凡，变化无穷。令人钦敬啊，祥瑞的征兆都显现在此，还认为自己的功德微薄，不敢称道封禅之事。从前周武王渡河时，有条白鱼跳到船中，武王认为是美好的祥瑞，就用这白鱼燎祭上天。其实这种符兆十分微小，但却因此登上泰山，不是太惭愧了吗？周朝不该封禅而封禅，汉朝应该封禅却不封禅，进让的原则，相差何其遥远呢？

于是大司马进谏说：“陛下以仁德抚育天下百姓，凭借道义征伐不肯顺服者，华夏诸侯愿意进贡，蛮夷皆手持礼物朝拜天子，美德与往初的圣君相等，功业也无二致，美好的功德政绩普遍融洽，符瑞的征兆变化众多，应验的时期将相继而来，不仅仅是初次呈现。我想大概在泰山、粱父山设立祭坛，是希望天子到来，加封尊号，以此与前代圣君比光荣，上帝降恩和福，是准备用成功荐告上天，陛下谦让而不封禅，是断绝了上帝、泰山、粱父山的欢心，使王道的礼仪缺失不全，群臣对此感到惭愧。有人说那天道是质朴暗昧的，因此珍奇的符兆本来是不能拒绝的。如果这样推让它，这是使泰山没有作表记的机会，而粱父山也没有祭祀的希望了。如果古代帝王都是一时荣耀，毕世而绝灭，那么叙说者还有什么可以向后世陈述的呢，而且还能有七十二君封禅的说法吗？若修明道德则天赐祥瑞，顺应祥瑞来做封禅之事，不能算做越礼。所以圣明的君王不废除封禅之礼，而是修行礼仪，尊奉土地神，诚恳地竭告天神，在嵩山刻石记功，以表彰最尊贵的地位，宣扬盛明的德行，显示尊号与荣耀，授与厚福，以使百姓沾光。封禅之事堂皇伟大啊，是天下的壮观，称王者的大业，不能贬低。希望陛下保全它。然后综合荐绅先生们的道术，使他们获得日月余光远炎的照耀，以施展当官的才能，专心办好政事。还要兼正天时、叙列人事，阐述大义，校订润色其文，作成象《春秋》一样的经书，将沿袭旧有的六经，增为七经，并传布无穷，使万世之后仍能激发忠义之士，扬起微波，飞扬英明之声，传送茂盛的果实。前代圣贤所以能永远保持伟大名声而常常被称赞的原因，就在于行封禅之礼，应当命令掌故把封禅的大义全都奏报陛下，以备观览。”

于是天子有所感悟似地改变了神色，说：“好啊，我就试试看吧！”天子思来想去，归纳了公卿们的议论，询问了封禅的具体情况，记述恩泽的博大，推衍符瑞的富饶。于是写了颂歌，说：

“覆盖我的苍天，云朵油然飘荡。普降甘露和及时雨，其地可以遨游。滋润万物的水液渗透土壤，一切生物无不受到滋养。好谷物一茎生出六穗，我收获的谷物何不蓄积？

不但降下雨水，又把大地润泽；不但霑濡我一人，而且广泛散布。万物熙熙和乐，既怀恋又思慕。名山应当有显赫的地位，盼望圣君到来。君王啊，君王！为何不行封禅之礼！

文彩斑烂的驺虞，喜欢我君的苑囿；白色的质地，黑色的花纹，它的仪表令人喜爱。和睦恭敬，宛如君子之态。从前只听到它的名声，如今目睹它的降临。那路上没留下足迹，这是天降祥瑞的征兆。此兽也曾在虞舜时出现，虞舜因此而兴旺。

肥壮的白麟啊，曾在五畤戏游。正是孟冬十月，皇上前往郊祀。白麟奔驰到君王车前，君王用它燎祭苍天，天降幸福。夏商周三代以前，大概不曾有此奇事。

宛屈伸展的黄龙，因遇圣德而升天。色彩闪耀夺目，光辉灿烂。龙体显现，必能使众民觉悟。在《易经·彖传》中曾有记载，这正是所谓授命天子所乘之车。

天的符瑞已经明白显示，不必再谆谆告诫。应当依类寄托，告诉君王举行封禅大典。

翻开典籍可以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关系，两者相互启发而和谐。圣明君王的美德，就是行事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所以说‘在兴旺时要考虑到衰微，在太平安乐之时要想到危难’。因此，商汤、周武王虽然位居至尊，却仍然保持严肃恭敬的美德。虞舜在大典之中，仍然观察反省缺点和失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相如已死五年，天子才开始祭祀土地神。他死后八年，天子终于首先祭祀中岳嵩山，然后又封泰山，再到粱父山，禅肃然山。

相如其他著作，如《遗（ｗèi，魏）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尤其著名的作品。

太史公说：《春秋》能推究到事物的极隐微处，《易经》原本隐微却能阐释得浅显，《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却德及黎民百姓，《小雅》讥刺卑微作者的得失，其流言却能影响朝廷政治。所以言辞的外在表现虽然不同，但是其和柔的教化作用却是一致的。相如的文章虽然多假托的言词和夸张的说法，但其主旨却归于节俭，这同《诗经》讽谏之旨有何不同？扬雄认为相如的华丽辞赋，鼓励奢侈的言词与倡言节俭的言词是一百比一的关系，这就如同尽情演奏郑、卫之音，而在曲终之时演奏一点雅乐一样。这不是减损了相如的辞赋价值吗？我采录了他的一些可以论述的文字，写在这篇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