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类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鸣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杜牧又给《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言，认为：“军队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开始，把这本来同一的事物区分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离，并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谈论军事，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如果有人谈论，大家则把他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呜呼！现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礼记》中说：‘敌人包围都城，在四郊扎营结寨，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家，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依仗军队而成功的。指挥军队的人，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优秀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并且博闻强识，才能在战争中运用自如，有所建树。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充分讨论，决定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说的那样‘牵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现在，有些宰相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担任宰相！’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伺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赖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权势熏天，唐文宗十分憎恨他。九月，丙寅（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宫中交结宦官，在南衙交结百官，两地往来奔走，收取贿赂，窥测动向，窃取大权，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请求朝廷批准把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接连几十次上书弹劾郑注。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憎恨郑注。这时，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举世无双。如果不乘他尚在卵翼的时候及时除去，等到羽毛丰满时，必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我请求让我以您的名义去见他，借口说您身体有病，请他前来诊断。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站在旁边侍候，看到您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杀掉。然后，您面见皇上，叩头请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汇报。届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说话。况且您对皇上有拥立的功劳，怎么会因为除去一个奸人而被怪罪！”韦元素认为很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唤郑注。郑注来后，对韦元素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接着，夸夸其谈，奸邪的言辞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聚精会神，不觉疲倦。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韦应该动手，韦元素根本不理。随后，赠送郑注大批金银钱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说：“您失去今天诛杀他的机会，将来必然难免遭受他的陷害。”于是，辞职而去。不久，背部长疮去世。当初王涯升任宰相时，郑注曾在幕后为他活动。这时，王涯惧怕王守澄的权势，因而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下来，不在朝廷讨论。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请朝廷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无不惊讶感叹。

[18]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8]甲寅（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9]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棱自同、华还，言闾阎凋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棱。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