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任命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将他交付武宁军驱遣，这是应李请求作出的决定。

[28]戊寅，魏博、义成军送所获李师道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释弗诛，各付所获行营驱使，曰：“若有父母欲归者，优给遣之。朕所诛者，师道而已。”于是贼中闻之，降者相继。

[28]戊寅（二十九日），魏博、义成两军将俘获的李师道的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送往京城，宪宗对他们一律释放不杀，分别交付俘获他们的行营以供驱遣，还说：“如果有人需要照料父母，打算回家，就从优发给盘费，打发他们回去。朕要诛杀的人，只有李师道一人罢了。”于是，敌军将士得知这一消息，前来投诚的人接连不断。

初，李文会与兄元规皆在李师古幕下。师古薨，师道立，元规辞去，文会属师道亲党请留。元规将行，谓文会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骤贵而受祸。”及官军四临，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李存为司空忠谋，李文会奸佞，杀沐，囚、存，以致此祸。”师道不得已，出文会摄登州刺史，召、存还幕府。

当初，李文会与哥哥李元规都在李师古的幕府中供事。李师古去世，李师道袭位，李元规辞职离去，李文会嘱托李师道的亲信同党请求把自己留下。李元规准备启行时，对李文会说：“我离开了，便因抽身引退而获得了安全。你留下来了，肯定会因地位骤然显贵而遭受祸殃。”及至官军从四面开来，平卢军队的形势日益窘迫，将士们吵吵嚷嚷，都说：“高沐、郭和李存为李司空忠心谋划，而李文会诡诈而谄谀，是他杀死高沐，囚禁郭和李存，以至招致了这一祸忠。”李师道迫不得已，将李文会斥逐为摄登州刺史，把郭和李存召回幕府。

[29]上常语宰相，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29]宪宗经常告诉宰相们说：“人臣应当努力向善，怎么能够喜欢树立朋党集团呢！朕是非常憎恶朋党集团的。”裴度回答说：“事情的原则是以门类相聚合，事物是以群体相区分。君子与小人各自志趣相同，从情势上说就一定各自相会。君子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同德；小人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朋党。表面上虽然相互近似，实质上实在相差甚远。这就在于圣明的君主能够辨别他们做的事情是邪恶的，还是正直的了。”

[30]武宁节度使李与平卢兵十一战，皆捷。乙卯晦，进攻金乡，克之。李师道性懦怯，自官军致讨，闻小败及失城邑，辄忧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实告。金乡，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驿骑告急，左右不为通，师道至死竟不知也。

[30]武宁节度使李与平卢兵马交战十一次，都取得了胜利。己卯晦（三十日），李进军攻打并攻克了金乡。李师道生性胆小怕事，自从官军前来讨伐，只要得知有些小小的失败以及失去城镇邑落，总是忧恐惊吓得生一场病，因此他的亲信都隐瞒战况，不把实际情况禀告给他。金乡是州的险要之地，失去金乡以后，金乡刺史派遣驿站的士兵骑马前来告急，李师道的亲信不给通报，所以李师道直到死去，竟然不知道金乡的失陷。

十四年（己亥、819）

十四年（己亥，公元819年）

[1]春，正月，辛巳，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

[1]春季，正月，辛巳（初二），韩弘攻克考城，杀掉两千多人。

丙戌，师道所署沐阳令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听。

丙戌（初七），李师道所署任的沐阳县令梁洞率领全县向楚州刺史李听投诚。

[2]吐蕃遣使者论短立藏等来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国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归国。

[2]吐蕃派遣使者论短立藏等人前来与唐朝重归于好，使者还没有返回，吐蕃便前来侵犯河曲。宪宗说：“他们的国家失去信用，派来的使者有什么罪过！”庚寅（十一日），宪宗打发吐蕃使者回国。

[3]壬辰，武宁节度使李拔鱼台。

[3]壬辰（十三日），武宁节度使李攻克鱼台。

[4]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

[4]中使将佛骨迎接到京城，宪宗让佛骨在宫禁中停留了三天，于是遍送各寺。上自王公，下至士子与庶民，人人瞻仰供奉，施舍钱财，惟恐不能赶上。有人将全部家产充当布施，也有人在胳膊与头顶上点燃香火供养佛骨。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先以桃祓除不祥，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直言极谏，他认为：“佛，是夷狄的一种法而已。由黄帝以至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寿长，百姓安宁快活，那个时候，是没有佛的。东汉明帝时期，开始有了佛法。此后，中国变乱危亡接连不断，朝廷的命运与福气都不甚久长。宋、齐、梁、陈、北魏以后，对佛的侍奉逐渐恭敬起来，而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他曾前后三次舍身去当寺院的家奴，最终却遭受侯景的逼迫，在台城饿死，不久以后国家也灭亡了。侍奉佛是为了祈求福缘，但梁武帝却反而招致了祸殃。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使人相信，也是清楚可见的了！百姓愚昧无知，冥顽不化，容易受到迷感，难以晓谕开导，如果看到陛下都这样去做，都说：‘天子尚且专心一意地敬佛信佛，我们老百姓低微下贱，对待佛难道还能够顾惜性命吗？’佛本来就是夷狄人氏，口中不讲先代帝王留传下来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上不穿先代帝王规定下来的标准的中国服装，不懂得君臣之间的大义，不明白父子之间的恩情。假如佛本身尚在人世，接受本国的命令前来京城朝拜，陛下宽容地接待他，只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面，在礼宾院设上一宴，赐给他衣服一套，派人护卫他走出国境，是不会让他迷惑众人的。何况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来的枯朽的骸骨，怎么宜于将它请进宫殿！古代的诸侯在国内举行吊唁，还要先使巫师用桃树与苕帚去驱除不吉祥的鬼魂，现在陛下没由来地拿腐朽秽浊的东西亲自观看，事先不让巫师降神祈福，不用桃树与苕帚除凶去垢，群臣不议论这种做法的错误，御史不纠举这种做法的罪责，我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请求陛下将此佛骨交付给有关部门，将它丢到水里火里消灭掉，永远断绝此事的本源，切断天下的疑问，杜绝后世的迷惑，使天下的人们知道大圣人做出的事情，超过平凡人物的千万倍，这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如果佛有灵性，能够制造

祸福，一切灾殃与罪责，都加在我的身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