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

“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塞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朝廷像对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饭。有时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有时又舍弃城邑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让他们戍守边防，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发生，就比戍边的士兵更严重了。这些可以称作处理办法违背方策了。

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晋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

“近来权力转移到下面，朝廷失去了权柄，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国家惯常的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上下务求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虎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动荡不安；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因克制忍耐而不能给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因嫌猜疑惑而不能给与奖赏。无原则的宽容态度，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中自取埋怨，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渐愧与畏惧，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可以称作考核督责缺少法度了。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了。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馀镇军，数目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不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了。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馀，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了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能够不恼怒呢？这可以称作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了。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使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大凡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容易辖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于是使他们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也要服从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也要服从命令。异族兵马奔驰冲突，像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操大权，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这可以称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了。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依我愚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提供的给养供应他们。还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和粮食。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对于不够重要的节镇，按照方便与就近加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9]韦皋遣大将董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馀。

[9]韦皋派遣大将董等人领兵开出西山，打败吐蕃的兵马，攻克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10]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