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7]当初，回纥的风俗质朴敦厚，君臣间的等级差异不甚显著，所以能够大家一条心，强劲雄健，无所匹敌。及至回纥为唐朝立了功劳，唐朝赐赠给回纥的物品甚为丰厚，登里可汗开始妄自尊大起来。他建筑了宫殿，搬进去居住，身边的妇女也有了搽粉画眉，身著绣衣的装饰，大唐因此财力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及至代宗驾崩，德宗派遣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通报噩耗时，登里态度骄傲，不按礼节接待来使。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大唐富饶，现在乘大唐忙于丧事发起进攻，可以获得莫大好处。登里听从了九姓胡人的劝说，打算举国入侵大唐。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的堂兄，劝谏登里说：“唐朝是个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前年我们入侵太原，获得羊马数万，可以称得上大捷了。但是，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及至归国，士兵大多徒步行走了。现在又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得胜利，那将如何撤军回国呢！”登里不肯听从。顿莫贺乘回纥民心不愿意南下侵犯之机，发兵击杀登里以及九姓胡人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他派遣臣属聿达干与梁文秀一齐入朝觐见，表示愿意作朝廷的藩臣，不剪垂发，等待朝廷的诏命。乙卯（二十二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18]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捍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18]秋季，七月，丙寅（初四），邵州贼寇头领王国良归降。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让他驻守武冈，以便抗御西原蛮。辛京杲贪婪残暴，知道王国良家殷富，便将死罪加到王国良身上。王国良害怕，便占据武冈县城，发起叛乱。他与西原蛮汇合，聚集了一千人，侵犯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都受到他的侵害。德宗诏令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伐王国良，但是连年不能取胜。及至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逼迫疲困的百姓诛杀反叛，这不是好办法。”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敢背叛朝廷，只想自救一死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受辛京杲的罗织陷害，我已蒙圣明的朝廷洗刷冤屈，怎么会忍心对将军以兵刃相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肯快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欢，又害怕，对于派遣使者请降与否，迟疑不决。于是，李皋扮作使者，只让一人骑马跟随，奔走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来受降吧！”全军闻此大惊。王国良快步走出来，迎上去，跪拜请罪。李皋拉着王国良的手，与他结为兄弟，烧掉了所有的进攻与防守的器具，遣散了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家务农。德宗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赐他名字叫做惟新。

[19]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19]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20]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20]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