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谅阴中，动遵礼法；尝召韩王迥食，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6]五月癸卯（初三），代宗开始患病，辛酉（二十一日），下诏让皇太子代行处理国政。当夜，代宗在紫宸殿的内殿中驾崩。遗诏让郭子仪总摄群臣，辅助朝政。癸亥（二十三日），唐德宗即位，在居丧之所服丧，一切行动都遵照丧礼规定。德宗曾经召韩王李迥进餐，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

[7]常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时群臣朝夕临，哭委顿，从吏或扶之。中书舍人崔甫指以示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闻，益恨之。会议群臣丧服，以为：“礼，臣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高宗以来，皆遵汉制。及玄宗、肃宗之丧，始服二十七日。今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朝野内外，莫非天下，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释服。”相与力争，声色陵厉。不能堪，乃奏甫率情变礼，请贬潮州刺史；上以为太重，闰月，壬申，贬甫为河南少尹。

[7]常性格刚强急躁，为政苛求细枝末节，不合大家的心愿。当时大臣们早晚都来哀哭，常已经哭得疲惫不堪，随从官吏有人去扶他。中书舍人崔甫指着他们让大家看，说道：“大臣在圣上灵前痛哭，有搀扶的礼节吗？”常听到后更加恨他。恰巧商议大臣们服丧的事，常认为：“按丧礼，大臣为圣上服丧三年。汉文帝临时制定的丧制，也还有三十六天。高宗以来都遵循汉代丧制。等到玄宗、肃宗治丧时，才开始服丧二十七天。如今圣上遗诏说：‘天下官吏百姓，三日之后除丧。’古代卿大夫服丧随从君王，皇上二十七天除丧，在朝群臣也应当如此。”崔甫认为：“在遗诏中没有朝臣和百姓的区别。朝野内外，难道不是一个天下！凡是担任各种事务的，谁不是官吏百姓！都应该除丧。”他们相互力争，声色俱厉。常忍受不住，就上奏崔甫任意改变丧礼，请求德宗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德宗认为处分太重，闰五月壬申（初三），将崔甫贬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时郭子仪、朱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甫。甫既贬，二人表言其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对，初不知。上初即位，以为欺罔，大骇。甲辰，百官衰，序立于月华门，有制，贬为潮州刺史，以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闻者震悚。甫至昭应而还。既而群臣丧服竟用议。

从前肃宗时期，天下事务繁重，宰相常常有几个人，轮流值班处理日常事务，有时宰相休假各自回到家中，诏令值班宰相代他们签署名字上奏，从此成为惯例。当时，郭子仪、朱虽然以军功出任宰相，但都不参预朝政，常独居政事堂，代他们二人签名奏告崔甫。崔甫贬官后，郭、朱二人上书说他无罪，德宗问道：“你们原先说可以贬官，今天又说无罪，为什么？”二人回答

说，当初不知道。德宗刚即位便以为常欺骗蒙蔽他，十分震惊。甲辰（疑误）

，大臣们身着丧服，排列有序站在月华门前，德宗颁发诏书，将常贬为潮州刺

史，任命崔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

崔甫到达昭应县后就返回京师。不久，大臣们还是采纳常的建议服丧。

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于甫，所言无不允。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德宗当时住在服丧的地方，各种政务都委托崔甫处理，对他所说的事没有不同意的。当初，在至德年间以后，天下用兵，诸位将领竟相论功邀赏，所以官爵不可能不滥。等到永泰年间以来，天下稍稍太平，然而元载、王缙执政，四面八方向他们行贿求官的人盈于门庭。官大的出自元载、王缙，官小的出自卓英倩等人，他们都如愿以偿地走了。等到常担任宰相，想革除这个弊端，杜绝人们侥幸得官的途径，对各地上奏请求，一概不予考虑，然而由于不加甄别，贤能和蠢才都被遗落。崔甫取代常出任宰相，想收罗当时有声望的人，于是引荐推举的人每天不断。担任宰相不到二百天，就任命了八百名官员。常、崔二人前后相互纠正，终究没有找到适当的尺度。德宗曾经对崔甫说：“有人指责你，说你所任用的官员多沾亲带故，为什么？”崔甫回答说：“我为陛下选择官员，不敢不审慎。假如平时不认识，我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德行而任用他呢？”德宗认为这是正确的。

臣光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用人者，没有亲疏、新故之别，只考察贤能和不肖。有的人未必是贤人，如果以亲朋故友的关系而被录用，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故友关系被舍去，也是不公道的。天下的贤人，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收尽的，如果一定等待平素认识，熟知他的才干德行再录用，那么所遗漏的贤人也就很多了。古代担任宰相的就不是这样。他让公众来推举，以公正来录用。公众说这是贤人，自己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暂时任用他，等到他没有功绩再将他辞退，有功绩就提拔。所推举的是贤人就奖赏他，不是贤人就惩罚他。晋升和辞退，奖赏和惩罚，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自己在中间没有丝毫的隐私。假如以这样的用心付诸行动，又有什么遗漏贤人和缺官的毛病呢！

[8]诏罢省四方贡献之不急者，又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

[8]德宗下诏取消各地贡献不急需的物资，又取消梨园使及乐师三百多人，所留下来的乐师都归属太常寺管理。

[9]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甲申，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9]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出任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及镇北大都护、关内及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和盐池及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力职责既重，功名又大，而他生性宽宏，行政法令颇不严，代宗想分他的权力，但又感到为难，久拖不决。甲申（十五日），德宗下诏尊崇郭子仪为尚父，加封为太尉兼中书令，将实封增加到二千户，每月供给一千五百人的粮食，二百匹马的饲料，他的子弟女婿们升官的有十多人，郭子仪担任的副元帅和各种使职全部罢免；让他的副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担任河中尹及、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担任灵州大都督及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担任单于大都护、东和中二受降城及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别执掌郭子仪的职务。

[10]丙戌，诏曰：“泽州刺史李上《庆云图》。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无得上献。”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屡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