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百余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也。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绝行者，国人甚苦之。

[18]丁巳（初五），营州都督张俭上奏称高丽东部大人姓泉名叫盖苏文的杀死高丽王高武。盖苏文凶残暴虐，多不守法度，高丽王和大臣们商议将其处死。盖苏文暗中得知消息，召集全部兵马装做校阅模样，并且在城南大摆酒宴，召集众位大臣亲往观看，勒令手下士兵将他们全部杀掉，共有一百多人。接着冲进王宫，亲手杀死高丽王，腰斩数段，扔在水沟中，立高丽王的侄子高藏为王；自封为莫离支，其官职便如同我大唐的吏部兼兵部尚书。于是远近都听其号令，独掌高丽国政。盖苏文身材魁伟，气概豪爽，身上佩带五把短刀，身边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每次上马下马，常让贵族、武将伏在地下由他踩着。出行定要整齐队伍，前导者拉长声呼喊，路人急忙奔逃，也不避积水浅坑，路上绝少有行人，高丽国百姓叫苦连天。

[19]壬戌，上校猎于岐阳，因幸庆善宫，召武功故老宴赐，极欢而罢。庚午，还京师。

[19]壬戌（初十），太宗在岐阳打猎，接着临幸庆善宫，召集武功县故老赐予酒宴，尽兴而罢。庚午（十八日），返回长安。

[20]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20]壬申（二十日），太宗说：“朕为万民之主，想让百姓们都富贵。如果教给他们礼义，使他们年少的孝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那就都尊贵了。轻徭薄赋，使他们各治产业，那就都富足了。如果家给人足，朕即使不听音乐，也自然乐在其中了。”

[21]毫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上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21]毫州刺史裴行庄上奏疏请求讨伐高丽，太宗说：“高丽国王高武每年贡赋不断，被贼臣杀死后，朕非常哀痛，一直不能忘怀。但其新丧国王，乘乱而攻取，即使得胜也不足为贵，而且关东地区民生凋敝，朕实在不忍心谈用兵呀。”

[22]高祖之入关也，隋武勇郎将冯党仁弘将兵二千余人归高祖于蒲阪，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管，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弘有材略，所至著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余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22]当年唐高祖李渊进入关东时，隋朝武勇郎将冯人党仁弘率部下二千多人在蒲阪归附高祖皇帝，并且跟随他平定了京城。不久官拜陕州总管，唐朝大军讨王世充时，党仁弘负责转运粮饷，没有断绝，历任南宁州、戎州、广州都督。仁弘有才识韬略，所到之处均留有声誉，太宗十分器重他。然而性情贪婪，被罢免广州都督，被人控告，贪赃一百多万，其罪应当处死刑。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昨天看见大理寺五次上奏请求处死仁弘，朕可怜他白发苍苍而被处斩，正吃晚饭，便命令把食案撤掉；然而想为他求条生路，最终也难以找到理由。如今只想变通法令请求你们同意免他一死。”十二月，壬午朔（初一），太宗又召见五品以上官员齐集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令，是君王受命于上天所得，不可因私情而失信。如今朕偏袒党仁弘想要宽赦他，这是淆乱法度，有负于上天。朕想要在南郊坐在席子上，每日只进一次素食，用三天时间向上天谢罪。”房玄龄等人都劝道：“生杀的权柄，都掌握在皇上一人手中，何至于如此自我贬损呢？”太宗不答应，众位大臣一再磕头请求，从早晨直到傍晚，太宗才降下诏书说：“朕有三项罪过：识别人而不能明察，是一罪；因私情淆乱法令，是二罪；亲近善人而未予赏赐，讨厌恶人而未予诛罚，是三罪。因为你们执意苦谏，暂且依说情者。”于是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到钦州。

[23]癸卯，上幸骊山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上登山，见围有断处，顾谓左右曰：“吾见其不整而不刑，则堕军法；刑之，则是吾登高临下以求人之过也。”乃托以道险，引辔入谷以避之。乙巳，还宫。

[23]癸卯（二十二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泉；甲辰（二十三日），在骊山打猎。太宗登上骊山，看见围墙有断垣处，回头对身边人说：“我看见没整治的地方不加治理，则是在败坏军纪；如果加以整治呢，又象是我居高临下在寻找别人的过失。”于是推托道路险恶，牵马进入山谷以回避此处。乙巳（二十四日），返回宫中。

[24]刑部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请为是。”给事中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24]刑部认为：“反叛等大罪依连坐法令，兄弟没官为奴处罚太轻，请求改为一并处死。”太宗敕令尚书省仆射以及六部尚书共同议定，议者都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谋反罪都要夷灭三族，如今应当改用刑部的请求为是。”给事中崔仁师反驳说：“古时候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相关，为什么要用亡秦的严刑酷法来改变使周朝兴隆的中典呢？而且诛杀其父子，已经足以累及其心灵，这一点都不顾及，又如何谈到爱惜他们的兄弟呢？”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25]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徵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25]太宗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有时又是君主清明而臣下昏乱，二者之间哪个更厉害些？”魏徵答道：“君主清明则善恶赏罚得当，臣下如何能够作乱！如果不清明，放纵暴虐刚愎自用，即使有良臣在身旁，又有何作为？”太宗说：“齐文宣帝身边有个杨遵彦，难道不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吗？”答道：“他也只能延缓灭亡而已，如何谈得上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癸卯、643）

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