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杀以从恪。

[4]当初，云定兴、阎毗因为取媚太子杨勇而获罪，他们及其妻子儿女都被官府没收为官奴婢。炀帝即位，进行许多营建工作，听说他们构思奇巧，就召来让他们掌管营建之事，任命阎毗为朝请郎。当时宇文述当权，云定兴用缀有明珠的帐幕贿赂宇文述，并用奇装异服和新颖别致的音乐向宇文述献媚。宇文述非常高兴，对云定兴象兄长一样看待。炀帝将要征讨四夷，大造兵器，宇文述推荐云定兴来监造，炀帝同意了。宇文述对云定兴说：“你所造的器仗都合乎皇帝的心意，但得不到官做的原因是因为长宁王兄弟都还没有死啊！”云定兴说：“这些没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劝皇帝杀掉他们？”宇文述就奏报炀帝：“房陵王杨勇的几个儿子都已成年了，现在您正要出兵征讨四夷，倘若让他们跟着您出征，就很难掌管，倘若把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又恐怕不妥。进、退都不好办，请您早些处理。”炀帝认为宇文述的话很对，就毒死了长宁王杨俨，将杨俨的七个弟弟分别流放到岭表，派人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死。襄城王杨恪的妃子柳氏自杀以殉杨恪。

[5]夏，四月，庚辰，下诏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

[5]夏季，四月，庚辰（初二），炀帝下诏要安抚管理河北，巡视检查赵、魏之地。

[6]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谓之《大业律》；甲申，始颁行之。民久厌严刻，喜于宽政。其后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旅骑尉刘炫预修律令，弘尝从容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崐，若锻炼不密，则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也。”弘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6]牛弘等人制定新法律，共十八篇，称之为《大业律》；甲申（初六），开始颁布施行。百姓久已厌恶法律严酷苛繁，对宽政十分高兴。但后来频繁的劳役征发，使百姓无法忍受，官吏们常常临时胁迫百姓服役以应付差使，也就不再按律令执行了。旅骑尉刘炫参与修订律令，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周礼》记载是士多而吏员少，现在吏员比从前多出百倍，减少则无法应付事务，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说：“古人委任吏员须要有责任有成绩，年终考核成绩，案卷不用重新审理，文牍不求繁多琐碎，吏员的责任，只是掌握工作的要点而已。现在的吏员总是担心文簿要重新审理考核，假若文辞考虑不周密，就会不远万里去追查印证百年的旧案。所以有谚语说：“老吏伏抱文案而死。”事物繁杂这是为政的弊端，这就是吏员多而效率低的原因。牛弘说：“北魏、北齐之时，吏员们办事很从容，现在则忽忽忙忙不得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刘炫说：“过去州只设置长吏、司马，郡只设置郡守、郡丞，县仅设县令而已。其余应配备的僚属，则由长官自己挑选任命，得到诏命后就赴任，每州吏员不过几十人。如今则不然，大大小小的官吏，全部由吏部掌管，零零碎碎的事务都属于考绩范围。减少官吏不如减少事务，官员们的事务不减，却希望他们办事从容，那可能吗？”牛弘很同意刘炫的话，但却不能采纳。

[7]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国以下官为大夫；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为五省；增谒者、司隶台，与御史为三台；分大府寺置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7]壬辰（十四日），炀帝改州为郡；改度、量、衡，全部依照古式。改上柱国以下的官为大夫；设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共为五省；增设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并为三台；分太府寺设置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除伯、子、男的爵位，只留王、公、侯三等爵位。

[8]丙寅，车驾北巡；己亥，顿赤岸泽。五月，丁巳，突厥启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来朝。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丙寅，启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辛未，启民遣使请自入塞奉迎舆驾，上不许。

[8]丙寅（疑误），炀帝到北方巡视。己亥（二十一日），在赤岸泽停留。五月，丁巳（初九），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炀帝。戊午（初十），征发河北十几郡的男丁开凿太行山，到达并州，以开通驰道。丙寅（十八日），启民可汁派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见。辛未（二十三日），启民可汗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炀帝，炀帝没有应允。

[9]初，高祖受禅，唯立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议七庙之制。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从迭毁之法。至是，有司请如前议，于东京建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后世子孙处朕何所？”六月，丁亥，诏为高祖建别庙，仍修月祭礼。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9]当初，文帝受周禅，只立了四亲庙，而且是同殿异室而已。炀帝即位，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建七庙的定制，礼部侍郎代行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高祖各建一座殿，依据周文王、周武王宗庙的标准，与始祖共建立三座殿，其余的人都分室祭祀，按照亲尽庙毁之法祭祀。于是，有关部门奏请炀帝按上述议定的那样，在东京建立宗庙。炀帝对秘书监柳说：“如今始祖与文、武王的宗庙都已具备，后世子孙把我又放到什么位置上呢？”六月，丁亥（初十），炀帝下诏为文帝另建宗庙，太阴在丙之月祭祀。不久之后炀帝就忙于巡游之事，竟终于没有建立。

[10]帝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至马邑，马邑太守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以和为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观和为式。由是所至献食，竞为丰侈。

[10]炀帝巡游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他到了马邑崐，唯独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炀帝很不高兴。他任命丘和为博陵太守，让杨廓到博陵去向丘和学习。由此炀帝所到之处所进献的食物，竞相丰富奢侈。

戊子，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启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洒扫，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内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