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阳祖孝孙等参定雅乐，从陈阳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飞灰，顺月皆验。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岁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为宫之法，由是著名。弘等乃奏请复用旅宫法，上犹记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听作旋宫，但用黄钟一宫。于是弘等复为奏，附顺上意，其前代金石并销毁之，以息异议。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稍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

[10]礼部尚书牛弘请协律郎范阳人祖孝孙等人参与修订雅乐，祖孝孙曾从师陈阳山太守毛爽学习京房的律吕之法，律管中葭灰飞动，顺序和十二个月份全部符合。又每种律调有五个音级，十二种律调共有六十个音级，把这六十个音级重复六次，就构成三百六十个音级，分别和一年的三百六十天对应起来，然后再和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个音级配合起来而形成各种律调节奏。于是，古代旋相为宫之法，才重新大白于天下，被人们所认识。因此，牛弘等人上奏请求重新使用旋宫法演奏音乐，可是文帝还记着以前何妥所说的话，于是就在牛弘等人的奏书上面批示，不许采用旋宫法，仍旧只使用黄钟一宫。于是，牛弘等人重新上奏，附和文帝的旨意，请求把前代的金石乐器之类全部予以销毁，以平息人们在音乐方面的不同意见。牛弘等人又创作了武舞，用来表现隋朝的功德；规定在举行郊、庙祭祀时只使用黄钟一宫，在祈求丰年的迎气祭祀时，可分别使用黄钟的角、徵、宫、商、羽五调。从此以后，老乐师逐渐死去，新乐师对黄钟律调以外的其它声律，都不再通晓。

十四年（甲寅、594）

十四年（甲寅，公元594年）

[1]春，三月，乐成。夏，四月，乙丑，诏行新乐，且曰：“民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万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者皆谓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宝常贫而无子，久之，竟饿死。且死，悉取其书烧之，曰：“用此何为！”

[1]春季，三月，隋朝新乐修订完成。夏季，四月乙丑（初一），隋文帝下诏令颂行新乐，并且说：“民间音乐流入邪僻不正已经很久，丢弃了音乐原崐来的主体风格，竞相造作繁杂的声律，应该加以禁止，务必保存音乐本来意义。”著名乐师万宝常听了太常寺乐师所演的音乐后，伤心落泪地说：“乐声淫厉而又哀惋，天下不久将会灭亡！”当时隋朝正处在全盛时期，听到的人都认为他的预言不会兑现；到了大业末年，万宝常的预言终于得到证实。万宝常生活贫穷又没有儿子，很久以后，竟饥饿而死。临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书籍全部烧掉，悲愤地说：“读这些书能有什么用处！”

[2]先是，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司出举兴生，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请皆禁止，给地以营农。”上从之。六月，丁卯，始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毋得治生，与民争利。”

[2]以前，隋朝在中央台、省、府、寺各机构和地方各州县都设立了公廨钱，每年放贷出去，收取利息以供需用。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官府放贷，收息盈利，烦扰百姓，败坏风俗，请求陛下明令禁止，而由国家拨给他们田地以经营农业。”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六月丁卯（初四），下诏书说：“公卿大臣以下各级官吏都分配给职分田，不得再经商放贷，与民争利。”

[3]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苏威为纳言。

[3]秋季，七月乙未（初三），隋朝任命邳公苏威为纳言。

[4]初，张宾历既行，广平刘孝孙、冀州秀才刘焯并言其失。宾方有宠于上，刘晖附会之，共短孝孙，斥罢之。后宾卒，孝孙为掖县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诏留直太史，累年不调，乃抱其书，使弟子舆榇来诣阙下，伏而恸哭；执法拘而奏之。帝异焉，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与宾历比校短长。直太史勃海张胄玄与孝孙共短宾历，异论锋起，久之不定。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无验，胄玄所刻，前后妙中，孝孙所刻，验亦过半。”于是上引孝孙、胄玄等亲自劳徕。孝孙请先斩刘晖，乃可定历，帝不怿，又罢之。孝孙寻卒。

[4]当初，隋朝颁行了张宾修撰的《甲子元历》以后，广平人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都上书指出了新历的失误。当时因为张宾正受到隋文帝的宠信，仪同三司刘晖又附会张宾，两人一起向隋文帝诋毁刘孝孙，于是文帝就驳回了刘孝孙的建议。后来张宾去世，刘孝孙担任了掖县县丞，他弃官入京，再一次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文帝下诏令他留在太史曹担任直太史，但多年没有调动他的职务，于是他自己抱着书，让弟子门生们抬着棺材来到宫阙前，伏地痛哭；执法官吏拘捕了他，然后奏报隋文帝。文帝感到惊异，就询问国子祭酒何妥，何妥回答说刘孝孙的建议很对。于是文帝就让他将自己的历法和张宾的历法比较高下优劣。直太史勃海人张胄玄和刘孝孙共同指责张宾的历法，于是异议蜂起，长期争论不休。文帝派人询问验证双方历法所定日食的情况，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上奏说：“太史们根据张宾的历法所奏报的日食总共有二十五次，基本上都与事实不符；而张胄玄所推定的日食日期，前后全都得到验证，准确无误；刘孝孙所推定的日食日期，符合的也超过一半。”于是文帝就召见刘孝孙和张胄玄两人，亲自加以慰问勉励。刘孝孙请求先处斩刘晖，然后他才能制定新历，文帝很不高兴，就又下令终止了制定新历的工作。刘孝孙不久就去世了。

[5]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限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5]隋朝关中地区大旱，百姓饥荒，隋文帝派遣左右侍臣察看老百姓的食物，左右侍臣拿回了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呈献给文帝。文帝流着眼泪将这些东西展示给百官大臣们看，并深深地自责，从此不再饮酒吃肉，坚持了将近一年。八月辛未（初九），隋文帝率领关中百姓前往洛阳地区度荒，并下敕令警卫的士兵不得驱赶百姓。百姓们男男女女参杂行进在禁卫和仪仗队伍中 间，文帝如果遇到扶老携幼的逃难者，总是牵马让路，好言慰勉而去；到了艰险难行的地方，遇到挑担负重的逃难者，就命令左右随从上前扶助。

[6]冬，闰十月，甲寅，诏以齐、梁、陈宗祀废绝，命高仁英、萧琮、陈叔宝以时修祭，所须器物，有司给之。陈叔宝从帝登邙山，侍饮，赋诗曰：“日崐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帝优诏答之。他日，复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当贺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启告急，叔宝饮酒，遂不之省。高至日，犹见启在床下，未开封。此诚可笑，盖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国，皆荣贵其主，苟欲求名，不知违天命；与之官，乃违天也。”

[6]冬季，闰十月甲寅（二十三日），隋文帝下诏，由于北齐、梁、陈三国帝室的宗庙祭祀废绝，命令原北齐高平王高仁英、原后梁国君萧琮、原陈后主陈叔宝三人分别按时负责祭祀，祭祀时所需要的器物，由朝廷有关部门主管官吏供给。陈叔宝随从文帝登上洛阳城北邙山，在陪侍文帝饮酒时赋诗说：“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上表请求文帝上泰山祭祀天地，文帝用亲切客气的诏令答复了他。在另一天，陈叔宝又在文帝举行的宴会上作陪，等他离开时，文帝目送他说：“他的败亡难道不是正由于酒吗！与其在作诗上下功夫，不如用来考虑安定时事政局！当初在贺若弼率军渡过长江拿下京口时，就有人向陈朝廷密信告急，可是陈叔宝正在饮酒，根本不看。一直到高到达建康的那天，还发现告急密信犹扔在床下，根本就没有开封。这件事真是可笑，实在是上天要让陈灭亡。以前前秦苻坚南征北伐所吞并的国家，都荣耀尊贵原来的国君，苻坚只是想博取好名声，不知道这样做是违背天命的。给上天已经抛弃的君主官做，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