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恣荒乱之王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小大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鉴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礼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则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牙，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王得笺，惧，遂移南昌。

诸葛恪不想让各位王公居住在江边兵马要塞之地，于是让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让琅邪王孙休迁徙到丹阳。但孙奋不肯迁徙，又多次触犯国家法度，诸葛恪就给孙奋写信说：“帝王的尊贵与上天同一地位，因此以天下为家，以父兄为臣；仇人有善行，不得不举荐，亲戚有恶迹，也不得不诛杀；就这样顺承天命治理万物，以国为先，以家为后，这是圣人所立的制度，是百世不变的法则。当初汉代刚刚举起之时，封了许多子弟为王。他们势力强大后，就开始作乱图谋不轨，上则几乎危害国家，下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其后加以惩罚戒备，认为诸王势力加强是国家之大忌。自光武帝以来，分封诸王有一定制度，只允许他们在宫内自娱自乐，不得统治百姓和参与政事，与宾客交往，都有严格的禁令；这样才得以保全安定，各自安享福禄，这就是前代得失的经验教训。先帝以古代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之借鉴，为防止作乱的萌芽，考虑到后世的长治久安，所以在卧病之日，就分散诸王，让他们及早到达各自的封国，诏令恳切，禁令严峻，所告诫的各方面，无所不至。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上使国家安定，下则保全诸王，让他们及早回到封国，使百世后的子孙能继承祖宗基业，不会出现危害国家和家族的悔恨之事。对待父辈，您应该常常想着周朝太伯顺从其父的志向；对待兄弟，您应该常常念及汉朝河间献王和东海王恭顺兄长的节操；对待自己，您应该把前世那些骄横恣肆荒乱无耻之王记在心中以为警戒。但是我听说您自到武昌以来，多次违背朝廷诏令，不受制度约束，擅自调兵遣将来管理保护您的宫室。另外您的左右亲随有犯罪之人，您应当上表禀告，并把他们交付有关官员秉公处理，但是您却擅自私下杀死，而不把事情明确报告。中书杨融，亲自接受诏令，您应当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意见，但您却说：‘我就是不听禁约，能把我怎么样！’听到您这个话，我们上上下下都十分震惊，没一个不感到寒心的。俗语说：‘明镜用来照形，知古为了知今。’您应该深刻地记住鲁王的教训，改变目前的言行，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尽心地恭敬朝廷，这样，您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如果背弃忘却先帝的教导，对朝廷怀有轻视傲慢之心，那么我宁肯辜负您，也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宁肯被您所怨恨仇视，又怎敢忘记尊奉主上的权威而让诏令不能在藩臣中实行？以前如果鲁王及早地听纳忠直之言，对朝廷怀着惊惧恭敬之心，就能无穷地享受福禄，怎会有灭亡的灾祸？良药苦口，只有病人才会甘之若饴；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之人才能接受。如今我们这些人恭恭敬敬，想为您解除危险祸患于萌芽之中，扩展您富贵福禄的基础，因此不知不觉地说得十分尖锐，希望您三思！”齐王收到信后，非常惧怕，随即就迁徙到南昌。

[6]初，吴大帝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其后入寇淮南，败，以内船，遂废不复治。冬，十月，太傅恪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引军而还。

[6]当初，吴大帝孙权建筑东兴堤用以遏止巢湖之水外流，后来进攻淮南，战败，就把巢湖用来停泊船只，于是废弃大堤不再修筑。冬季，十月，太傅诸葛恪会集众人于东兴，重新建筑大堤，连结左右两座山，山上建筑了两座城，各留千人把守，派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然后率军返回。

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足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征计异，诏问尚书傅嘏。嘏对曰：“议者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特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土，一也；兵也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远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曰：‘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司马师不从。

镇东将军诸葛诞对大将军司马师说：“如今趁着吴国深入内地侵略，可以派王昶逼取江陵，派丘俭攻向武昌，以羁绊住吴国上游的兵力，然后挑选精锐兵力进攻其两城，等到他们救兵赶到，我们已大获全胜了。”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征南将军丘俭等人各自都献了征伐吴国的计策。朝廷因三位将领计策不同，于是下诏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江南；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攻占其城垒；也有人主张屯兵边境，平时耕作土地，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早已知晓，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吴国与我为敌，将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同甘苦共患难，最近又丧其统帅，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加强戒备，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加固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恐怕就难以奏效了。如今边境的守军，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得不到任何消息。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侦察不够详密，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可以先命令王昶、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审察他们的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第一，要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第二，兵士到百姓中间，不许欺压劫掠。第三，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第四，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使间谍不能过来。第五，敌兵退守之后，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第六，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不用分出兵力运输。第七，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以上七个方面，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不掌握这些，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掌握这些，利益就会归于我国，所以不可以不明察。两军营垒相互逼近，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智慧勇敢得以施展，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敌军情况的真伪，将向哪里藏匿？以小敌大，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以贫敌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因此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司马师不采纳这个意见。

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紧渡，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部，从山西上。奉谓诸将曰：“今诸军行缓，若贼据便地，则难以争锋，我请趋之。”乃辟诸军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以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时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谓其下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铠，去矛戟，但兜鍪刀，倮身缘。魏人望见，大笑之，不即严兵。吴兵得上，便鼓噪，斫破魏前屯，吕据等继至；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综故吴叛将，数为吴害，吴大帝常切齿恨之，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振旅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