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高山大川，太祖和世祖前世劳苦，还没平定，朕岂敢自己吹嘘，说一定消灭敌人呢？将领们以为不一一进取，二贼不可能自行败亡，因此用兵以窥测敌人的破绽。如果天时还没有到来，周武王纣，会师盟津而回军，就是前车之鉴，朕不会忘记历史的鉴戒。”

少府杨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已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已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少杨阜上书说：“从前周武王渡黄河伐纣，一条白鱼跃入舟中，君臣险色大变，行军得到吉祥的瑞兆，还那么害怕，何况面对真正的灾异而能不战栗吗？而今吴、蜀没有平定，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各路大军刚刚进发，便天降大雨之灾，积沙乱石阻塞山路，已经有不少日子。转运军用物资的劳累，肩挑背负的辛苦，耗费的已经很多，如果供应不能跟上，一定事与愿违。《左传》上说：‘看到便利就进，知道困难就退，是用兵的良法。’白白地让大军在山谷之间受困，进没有什么可以掠取，退又不可能，不是帝王之师的做法。”

散骑常侍王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迫而不展，粮远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上圣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肃，朗之子也。

散骑常侍王肃上书说：“从前的书上有这样的话：‘从千里之外供给粮食，士兵谅会面有饥色，依靠就近拾柴做饭，军队就会经常吃不饱。’这是说在平路行军的情况，又何况是深入峻岭，靠开凿山路前进，所费劳力与平地行军相比，一定相差百倍。现在又加上霖雨不断，山道崎岖，又陡又滑，兵众拥挤而不能展开，粮食远在外地，难以跟上，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发兵已过了一个月而行军才到子午谷的半路，修路的劳动，战士全都参加，让敌人独得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所禁忌的。拿古代来说，就是周武王伐纣，出了关而又退回；拿近代而论，就是武帝、文帝征伐孙权，到了长江而不渡，难道不是所谓的顺天知时，随时变通的先例吗？百姓知道圣明的君主因为雨水造成艰难的缘故，休兵停战，以后遇有机会，就会因此而拼力效用，那就是所谓乐意冒险，民忘其死的了。”王肃是王朗的儿子。

九月，诏曹真等班师。

九月，下诏命曹真班师。

[8]冬，十月，乙卯，帝还洛阳。时左仆射徐宣总统留事，帝还，主者秦呈文书。帝曰：“吾省与仆射省何异！”竟不视。

[8]冬季，十月，乙卯（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总管留守京师之事，明帝归来后，主事官吏把徐宣批示后的文书呈送明帝过目，明帝说：“我审阅和仆射审阅有什么不同！”竟然看都不看。

[9]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阳陵。

[9]十二月，将文昭皇后改葬在邺城朝阳陵。

[10]吴主扬声欲至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吴寻退还，诏罢其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吴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10]吴王扬言要出兵到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奏请调兖州、豫州各军全部集中。吴军不久退兵，明帝下诏停止此次军事行动。满宠认为：“现在敌大举进兵不战而还，不是他们的本意。这必定是打算伪装退却以使我们停止作战准备，再倒转回来乘虚而入，攻我不备。”上表请求不能停止备战。十几天后，吴军果然重到合肥城下，攻不下城，只好退兵。

[11]汉丞相亮以蒋琬为长史。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