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村钦奏记于凤曰：“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冯野王恐惧不自安，就得了疾病。病假满三个月后，成帝批准他带职养病，他就跟妻子回到故乡杜陵就医。大将军王凤暗示御史中丞弹劾他说：“冯野王被皇上赐准带职养病，却私自趁便拿着虎符越过郡界回家，犯了奉诏不敬之罪。”杜钦给王凤上书说：“官秩为二千石的官员得了病，被批准带职养病而就此回家的，有前例可援。法令中并没有不许离郡的条文。经传上说：‘拿不准该不该赏赐的，姑且给予赏赐。’目的在于广施恩德，勉励有功之人。还说：‘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目的在于谨慎刑罚，免生差错。现在，不顾法令和前例，而以不敬的法条治罪，完全违背了‘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的古训。即使认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管辖千里之地，负有军事上的重任，不应轻易离开辖郡，准备制定律条作为以后的法令，那么冯野王的罪过也在新的条文制定之前。刑罚和赏赐，关系国家的重大信誉，不可不慎重！”王凤不听，竟然罢免了冯野王的官职。

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天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焉。

当时百姓大多认为王章冤枉而讽刺朝廷。杜钦为了挽救王凤的过错，再次崐劝王凤说：“京兆尹王章，被指控的罪状密不外传，连京师的人都不知道，何况远方的人呢！恐怕天下人不了解王章确实有罪，而以为他直言规谏才蒙祸下狱。这样的话，就会堵塞谏争的言路，有损宽容贤明的圣德。我认为，应该借王章这件事，命令举荐直言极谏之士，加上现有的郎、从官，也让他们尽量发表意见，使朝廷的言路比前加宽，以向四方显示，使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不会因直言而责罚臣下。若能如此，则流言便会消释，疑惑之心也会明白。”王凤

将杜钦的意见报告成帝，并施行了他的建议。

[4]是岁，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宣为郡，所至有声迹。宣子惠为彭城令，宣尝过其县，心知惠不能，不问以吏事。或问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职？”宣笑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众人传称，以宣言为然。

[4]本年，任用陈留太守薛宣为左冯翊。薛宣担任郡长官，所到之处有治绩政声。薛宣的儿子薛惠当彭城令，薛宣曾经过彭城，他心里清楚儿子没有才干，便不问他行政方面的事。有人问薛宣说：“你为何不指教、告诫儿子官吏的职责？”薛宣笑着说：“为吏之道，以法令为师，可向法令讨教而学会。至于能干不能干，自有天分，怎么能够学呢？”众人传播称赞他的这番话，认为他的见解正确。

二年（戊戌、前23）

二年（戊戌，公元前23年）

[1]春，三月，大赦天下。

[1]春季，三月，大赦天下。

[2]御史大夫张忠卒。

[2]御史大夫张忠去世。

[3]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于是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宾客满门，竞为之声誉。刘向谓陈汤曰：“今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遂上封事极谏曰：“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 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圣思！”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

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

[3]夏季，四月，丁卯（二十七日），任命侍中、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当时王氏家族的权势越来越盛，郡和封国的太守、国相及州刺史都出自王氏门下。五侯的弟弟们竞争奢华，行贿之人呈献的珍宝，从四面八方涌来。五侯全都通达人事，好士人，养贤才，倾财施予，互相攀比，以此为荣。宾客满门，崐竞相为王氏家族传播声誉。刘向对陈汤说：“如今灾异如此严重，而外戚权势日盛，发展下去，必然危害刘氏。我有幸是刘姓皇族的后裔，几代蒙受汉朝的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前后侍奉过三位天子。皇上因为我是先帝旧臣，每次进见，总以优礼待我。我若不说，还有谁应当说呢！”于是上密封奏书，极力劝谏成帝说：“我听说，君王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然而却常常出现危机；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然而却常常亡国。这是由于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手段。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危害君王的。因此《书经》说：‘臣子作威作福，就会危害家族，给国家带来凶险。’孔子说：‘皇家不能支配俸禄，政事都由大夫主持，’这是危亡的征兆啊！如今王氏一姓，乘坐红色车轮彩色车毂的华车的，就有二十三人。佩青色、紫色绶带，帽上有貂尾跟绣蝉的，充满朝廷，象鱼鳞一样排列左右。大将军主持国事，操持权柄，五侯骄傲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共同作威作福，肆意攻击诛杀大臣。品行卑鄙肮脏，却声称为治国效劳；身怀私心，却假托为公。依靠太后的尊位，凭借与皇帝的甥舅之亲，树立自己重大的权威。尚书、九卿、州牧、郡守全都出自王氏的门下，主管掌握国家中枢机要部门，结党营私。受他们夸奖的，得以拜官高升；被他们憎恨的，受到诛杀伤害。帮闲者帮他们宣传；掌权者为他们说话。排斥宗室，使刘氏皇族孤立、削弱，对皇族中有智慧才干的人，尤其非要进行诋毁不可，决不使他们得到提升，让他们同宗室的责任远远隔绝，不让他们在朝廷和宫中任职，生怕他们与自己分权。多次提起昭帝时发生的燕王、盖主之乱，使天子对宗室产生疑心，但却避讳吕氏、霍光等外戚擅权之事，不肯涉及。内心如管叔、蔡叔那样，反叛企图已经萌芽，外表却借用周公的言论。王氏兄弟占据重要位置，家族盘根错节，从上古至秦汉，外戚越分尊贵没有象王氏这样严重的。物忌太盛，太盛则必然会有非常的变异先行显现，成为预示其人将要衰微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上忽然有大石矗立，上林苑枯倒的柳树复苏而起，接着昭帝驾崩，宣帝即位。而今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木柱生出枝叶，枝叶茂盛上出屋顶，根扎地中。这种异象，即使是大石起立，枯柳复活，也没有比这更明显了。根据事物的规律，两大势不共存。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并立。如果王氏家族有泰山那样的安稳，则皇上就有累卵那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刘姓子孙，有守持宗庙的责任，而让国统转移到外戚手中，反使刘姓皇族降为卑贱的皂隶，陛下纵然不为自身打算，又怎样对待宗庙！妇人本应亲近夫家，而疏远父母家。今天的状况，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气。孝宣皇帝不把权柄交给舅父平昌侯，目的是为了保全他。因此，明智的人，造福于幸福还未形成之时，消灾于灾祸还未发生之前。陛下应公开下诏，作出有德于祖宗天下的决定，引进任用宗室为左右辅臣，亲近信任他们，采纳他们建议。罢黜疏远外戚，不把国家的权柄授予他们，全部罢免他们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府邸，以效法先帝的作法，厚待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才真正是太后的本意，外戚的福份。王氏可以永存，保持爵位和俸禄；刘氏可以长安，不失国家社稷。这正是褒美和睦内外亲属，使刘氏皇统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办法。如果不实行此策，春秋时田氏篡齐的事件会再次出现于今世，六卿必崛起于汉代，给后世子孙带来忧患 。事情已十分明显，请陛下留意三思。”奏章上去后，成帝召见刘向，为刘向的心意叹息悲伤。他对刘向说：“你暂时不必再说了，我会考虑的！”然而最终仍不能采用刘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