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朝廷发行三铢钱。

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

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